医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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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困惑：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hzyben制作sjshu/？a=hzyben”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2005年的夏天，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一千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2005年北京电视台还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70岁老人因医患纠纷在医院病房抗战4年余。他在病房的根据地，俨然是个家，锅碗瓢盆、电视，甚至养鱼缸……一应俱全。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医生遭受暴力。问医生最怕什么—“医疗纠纷”。而在这些医疗诉讼案中，患方永远都是“弱者”，社会舆论也大多会倒向“弱者”。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无过错赔偿”一度竟然造成这样的影响—要发财，闹医院。医生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信末写道：读2006年2月27日《新京报》“公众希望医生是廉价劳动力”后有感而发。几天内，在这封来信的后面跟贴多达万条，留言者多是工作在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的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在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样。
　　　　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在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在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姐妹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
　　　　我们理解国家医疗改革的复杂与困难，我们愿意，也已经为全社会人人享有医疗保险的那一天奉献了我们的劳动！但在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关注我们！请尊重我们！我们是骄傲的，别太伤我们的心！！！
　　　　一位曾经半夜还接听病人电话的敬业的内科专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我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没合眼，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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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用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的翻版，让人心寒。”
　　　　在一次骨科读片会上，我目睹一个城市的200多位骨科医生在讨论一个病例。病人是个股骨头缺血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主管医生心生同情，对病人说看能不能尽量向厂家争取免费的髋关节，结果为老人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病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后，觉得髋部疼痛并且活动困难。家属领着病人来医院找医生，医生向他们解释临床上确实也有置换术晚期失败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体松动、磨损、假体周围骨折……但这些因素在临床上还不能预防。家属一口咬定这就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并告到医务科，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
　　　　在场的200多位骨科医生，除了详细讨论骨科手术的细节之外，每个人都听到了当事医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看看现在的我们所身处的舆论环境，各种各样揭露社会弊病的报道见诸报端，触目惊心。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都会经常看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挑战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让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我们平添的只有忧心忡忡。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逗趣的短信，医生也被编排其中：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的温暖。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那些免不了夸大新闻点的负面医疗报道—那些作者们试图只用略去某些细节的事件，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复，却又峰回路转。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一一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那天门诊，这位专家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不屑的口气这么评价。
　　　　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跟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又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
　　　　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她沿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老专家给耽误了病情。
　　　　“一个北京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随意一拍都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位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百思不解。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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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