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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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改土归流，始于康熙朝，盛于雍正朝，收于乾隆朝。雍正四年到雍正十三年（1726—1735），是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集中时期。清廷实行改土归流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凡遇有事，“逐村清理、逐户稽查”，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进剿的手段，曾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很大的战争灾难，许多无辜的人民遭到清军的杀戮，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外，由于清廷完全从有利于其统治目的出发，因此，改流并不彻底。清廷在云南、贵州、四川裁去土司的“土官”称号，取消其权力的同时，继续授予“土舍”、“土弁”等名目，以此作为封建基层统治的工具以及中央委派来的流官的助手。个别地区甚至又设新土司，四川就曾新设安抚司11　个、宣慰司1　个。这就使得土司制度的残余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加之，清代吏治败坏，许多流官贪婪成性，到任以后，大肆盘剥西南少数民族人民。所以，改流以后，许多地方残破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很大变化。
　　但是，作为西南地区政权体制上的一次改革，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仍然是应当肯定的。首先，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部分地消灭了长期以来存在土司政权的割据状态，稳定了西南地区的政局。其次，改土归流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状况，由于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耕作技术、优良的作物品种传到了西南地区，对闭塞落后的西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再次，改土归流后，由于政权体制的一致，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间的渗透和交融，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蒙区尽隶清帝对北方的蒙古族，清廷早在入关前后就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康、雍、乾时期，清廷与蒙古族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为了团结北方的蒙古族，清朝于康熙二十年（1681），在喀喇沁、翁牛特、敖汉、克什克腾、巴林等部蒙古王公敬献牧场后，正式设置了清朝最大的围场——木兰围场。后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相继建成后，每年夏秋之际，清朝皇帝即带领宗室亲王、文武百官以及蒙吉王公、漠南蒙古内札萨克49　旗，漠北喀尔喀和漠西四卫拉特，以及青海蒙古等部札萨克，不下百余旗，到木兰围场狩猎，史称“木兰秋狝”。蒙古各部汗贝勒台吉都要向清朝皇帝敬献“九白”“三贡”和进家宴。行围后，清朝皇帝要向扈从行围的蒙古王公贵族和官兵赉宴，并赏赐金银、绸缎以及弓矢、鞍马等物品。通过行围狩猎，进一步加强了清廷与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蒙古族之间的关系。自康熙二十年到乾隆六十年（1681—1795），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共北巡101　次，其中木兰行围89　次。木兰秋狝既训练了八旗军队，又结好北方蒙古各部。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以喀尔喀所附数十万众，必训以法度，俾知礼仪，特命行会阅礼于上都多伦诺尔之地”。四月三十日，玄烨亲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官兵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齐集于多伦诺尔。多伦诺尔在木兰围场西北，南距北京800　里，向来是内外蒙古朝觐必经之地。会盟前，喀尔喀三部蒙古和内蒙古49　旗王公、台吉齐聚多伦诺尔百里之外。五月二日，玄烨在多伦诺尔行营前临时设置的帐殿召见了各部蒙古贵族。首先调解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两部的矛盾，使他们“尽释旧怨”。随后，列仪仗，置乐队，由理藩院官员导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内蒙古49　旗王公列于左，谒见康熙帝，并“演舞奏乐”，康熙帝与内外蒙古王公贵族一起饮宴欢聚。之后，康熙帝再次召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35　名贵族，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请求，康熙帝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旗号亦与四十九旗同”①，将喀尔喀蒙古分为34　旗，并废弃旧的汗号，而一一封以新汗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于旗下设参领、佐领，建立了与49　旗相同的制度。五月四日，康熙帝在多伦草原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亲御甲胄，乘马检阅多民族国家军队的声威。多伦会盟结束了内外蒙古长期的纷争，加①　《清圣祖实录》卷151　卷。
　　强了清朝对内外蒙古的统治。
　　其次，清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联合和控制蒙古族中的上层人物，采取联姻的办法，藉以化干戈为玉帛。清代自努尔哈赤开始，就十分重视与蒙古各部联姻，迎蒙古王公之女进宫，结为秦晋之好。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以及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王公之女。清朝统治者还常以宗室之女和公主嫁与蒙古王公子弟，自努尔哈赤到乾隆末年，先后有11位公主下嫁给蒙古各部。互相联姻，形成“世世有甥舅之亲”，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戚谊关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一月，康熙帝将第六个女儿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多罗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封为和硕恪靖公主。他的第五个女儿下嫁给漠南蒙古喀喇沁部王公扎什的儿子噶尔藏，封为和硕端静公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狝木兰，他亲自至翁牛特探望下嫁于翁牛特多罗郡王苍津的第八个公主和硕温恪公主，翁牛特蒙古“合词迎驾，欢声动地”。乾隆帝将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嫁与9　岁起就在宫中养育长大的科尔沁蒙古王公色布腾班珠尔时，曾赋诗云：“世笃姻盟拟晋秦，宫中教养喜成人。。。此日真堪呼半子，当年欢笑拟和亲。”总之，通过联姻关系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
　　为了加强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之间的联系，清廷自康熙四十二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03—1790）前后用了87　年时间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清皇朝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务中心，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以及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四川和西藏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都先后来承德朝觐。清朝皇帝在这里召见和赏赐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协商和调解民族纠纷。
　　经过清前期几代约一个世纪之久的对边疆地区的用兵，到了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极盛时期的清皇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内地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包括台湾）、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8行省。边疆地区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的东北地区，25　部59　旗的内蒙古地区，4　部82　旗的外蒙古地区，以及青海蒙古29　旗，唐努乌梁海地区、西藏、新疆。在这辽阔的版图之内，生活着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畲、纳西、侗、白、土家、黎、高山、哈尼、景颇、水、东乡、佤、拉祜、傈僳、土、柯尔克孜、仫佬、羌、布朗、瑶、傣、撒拉、仡佬、达斡尔、哈萨克、锡伯、毛难、阿昌、塔吉克、乌孜别克、怒、塔塔尔、鄂温克、保安、京、裕固、崩龙、独龙、鄂伦春、赫哲、朝鲜、基诺等50　多个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统一。
　　第六节经济发展“大清全盛”
　　鼓励垦荒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清朝的统治。所以清入关以后即把发展农业生产提到重要位置。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使得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从顺治年间开始即鼓励垦荒耕种，而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则成为清前期垦荒高潮时期。大量荒地的垦种，使得清代的社会经济出现一个腾飞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为“盛世”，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由于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于是顺治年间竭力鼓励农民垦荒耕种，并颁布了劝惩条例，以垦荒的多寡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标准。但由于科差太急，招徕无资，考成太宽等原因，致使垦荒成效不大。康熙年间，十分重视垦荒。玄烨根据御史徐旭龄的“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的建议，调整了起科年限。一些地区的新垦荒地起科年限放宽至六年，甚至十年。起科年限的放宽，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垦荒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又制定招民开垦，酌量叙用的奖励办法，“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自二十顷至百顷以上者，试其文艺通否，酌量以知县、县丞、百总武职等官用”①。对于自然条件极差而荒地甚多的地区，如四川，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确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①。为了进一步鼓励垦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允许河南“将义社仓积谷借与垦荒之民，免其息”②。康熙三十二年（1693），令陕西布政使给与西安等处复业流民“每户给牛一头并犁具、谷种、雇觅人工之资”③，鼓励其垦荒耕种。康熙五十三年（1714），将甘肃境内无人耕种荒地，拨与无地耕种之人，“并动库银资给牛种”④。由于清廷采取了鼓励措施，大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纷纷前往各地垦荒耕种，“湖广民人往四川开垦”，“山东民人到口外种地”⑤，已形成一股潮流。
　　康熙一朝垦荒面积是整个有清一代最多的。据《清实录》和康熙、雍正《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时全国耕地面积为549　万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07　万余顷，雍正二年（1724）增至723　万余顷。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1685—1724），其间不到40　年，耕地面积骤增①　《清朝通志》卷81。
　　①　《清朝通志》卷81。
　　②　《清圣祖实录》卷108。
　　③　《清圣祖实录》卷81。
　　④　《清圣祖实录》卷81。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
　　116　万余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反映出康熙朝鼓励垦荒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雍正年间继续推行垦荒政策。雍正元年（1723）清廷继续放宽起科年限，开垦水田六年起科，开垦旱田十年起科。雍正帝下令“凡有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阻挠”，并“劝谕开垦无力者，官仍给牛种，起科之后给印照永为世业”⑥。对于边远地区采取特殊政策。为鼓励陕西无业民人去宁夏垦荒，清廷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永为世业。四川苗民聚居区荒地较多，入川民人给水田30　亩或早田50　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另给水田15　亩、旱田25　亩。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辟，较易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耕种，乾隆时期鼓励农民进一步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但可以开垦者，悉听民人垦种，并严禁豪强争夺”①。乾隆十一年（1746）对于广东所属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