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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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它执行的是一条目标飘浮不定的、甚至是轻举妄动的路线。而这个民族则出名地坚韧、尊孔和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规矩礼节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但他们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也使欧美客人感到安详自在,有宾至如归之感。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几个月前,希特勒政府开始执政。他刚从德国来,大家立刻围住他,抢着向他提出种种问题,迫不及待地想了解祖国的情况。佐尔格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他的话都很有份量,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就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契。
第二天,佐尔格手里持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与天羽会面后,佐尔格被介绍给驻东京的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外国记者。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位记者的博学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实、见解之深邃、论述之深刻无不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出判断,更多的倒是根据无所不晓,分析透彻精辟的佐尔格所写的文章。于是大使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这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灿若明星。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奥特当时正为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他送在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则一心想着飞黄腾达。
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奥特从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给他推荐的这位能人。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另外,奥特和佐尔格都属于同一代人,那年奥特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这又使他们的交情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官搞好关系。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损害他的秘密使命。在与奥特的交往中,佐尔格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侍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监督生产,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总之,军部青年军官集团是个极为凶恶的法西斯组织,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以兵刃相见,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然而,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叛乱,德国使馆却一无所知。
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们的指挥下冲出营房,迅速地占领了东京政府所在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盛城市警察局和国会。与此同时,他们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现任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则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更是言听计从。
启动间谍网
按照佐尔格的打算,在东京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获取日本人的情报,得花几年的时间作准备。现在一切就绪,他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重新又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
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樱花又盛开了,景色宜人的上野公园里照旧游人如梭,日本人似乎没有发觉战争的乌云早已密布苍穹。在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里,佐尔格却因为无法获得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而忧心仲仲。4月、5月、6月飞逝而过,其间他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
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
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
“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哈克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
佐尔格也喜出望外。接着,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的到来接风,并为他们的重逢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
谈到谈判的进展时,哈克一再叮咛佐尔格:“我所讲的可不能外传,更不能见报!”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决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7年近卫爵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大崎成了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像大崎这样一位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并要他担任中国部的领导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
不久,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政府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也参加了招待会。会上,近卫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要求新闻界支持日本的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