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余无言-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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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1900年11月20日，余无言先生诞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益林镇。
原名余愚，字择民（一作“则民”），别署不平。
1905～1909年家中延请塾师课读文学基础读物及算术等。
1909～1911年先生去淮安县，在淮安高等小学插班读高小，高小毕业时正值逊清·宣统三年。
1911～1914年塾师教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典籍，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1918年先生随其父余奉仙先生（“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攻习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嗡）《神农本草经》及临床各科医著，并为其父抄方二年。
在数年学习期间，尤为重视医圣张仲景经方的学习与运用，为民国时期成为“经方派”名家奠定了基础。
1918年是年秋，开始在阜宁县益林镇悬壶应诊。由于欧西医学东渐，在诊余之暇，亦选读部分西医临床医籍。
1920～1923年先生受当时医学界“衷中参西”的影响，去上海进一步学习西医内、外科，内科从学于俞风宾博士，外科受教于上海德籍名医维都富尔。在此期间，较为重视中西医学之沟通。
1923～1927年返回苏北故乡，继续行医。在诊疗方面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治疗成绩卓著。在此期间并在故里主办阜宁县第三区小学，延请教师讲学，自任校长。
1927～1929年先生应聘担任当时国民政府顾祝同部某军第二师军医官，转战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省。治疗病员，以外、伤科病证为主。
1929～1930年1929年冬，先生辞去军职，到上海市定居开业，改名余无言，系取自孔子“予欲无言”之意（此名多用于著书立说和对外交流，行医数十年多用“余择明”作为诊所名）。
1930年3月，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编《世界医报》（每周出一期），力求在中西医学术沟通和诊疗中的取长补短方面多所致意。1930年秋，应包识生先生（当时任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之请，担任该院外科学教授。
1931年除私人诊所外，又与张赞臣先生合组联合诊所，这可谓是上海市比较早期的中医联合诊所。
1932年由当时“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先生聘请先生担任该馆名誉理事，为改进中医工作出谋献策。
1934年中央国医馆增聘先生担任该馆编审委员会委员（编审委员会主席是陈无咎），负责起草中医“外科病名表式”，颁布全国中医界采用。在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起草的临床各科病名表式中，先生的外科病名表式，颇受外界赞赏。是年，先生还编写、出版了《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和《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中国医药书店刊行）。总论以西说为经、中说为纬；各论则以中说为经、西说为纬，强调诊疗中的“实用”二字。这是中西医外科学术汇通之作，当时是受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著述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中西汇通派”较早期的外科著作，有其一定的学术影响，故在建国后，上海中医书局均有重印本刊行。
再者，先生数年来以“改进中医”为素志，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引起中医界的重视。特别是他针对旧国民政府和余云岫等提出．“废止中医中药”的举措与主张，先生以余无言或余不平的名义，多次撰文予以驳斥、声辩，为当时中医界所重视。此外，先生还为《医界春秋》《复兴中医》等刊物撰写多篇学术论文。
1936年章太炎先生主办“苏州国医学校”聘请先生和叶橘泉、章次公等名家任教。先生担任中医外科主任，主讲中医外科学。是年并担任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金匮要略》和中医外科学。
1937年上海中国医学院聘请先生主讲《伤寒论》。在此前后的年月中，先生还受聘于中国医学专修馆、中华职业学校（国医专科）等校任教。
是年秋，先生与张赞臣先生合作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敦请谢观担任名誉校长，陈无咎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张赞臣先生之父）先后任副校长，先生任教务主任，张赞臣任总务主任。先生除负责教务外，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和中医外科学。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为三年制，共主办毕业了三届。先生还将其次女余蕙君于1938年送入该校学习（1941年毕业）。
1939年先生所编著之《伤寒论新义》（图表注释）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由于作者“改进中医”的素志和对待仲景学说及其临床应用等方面，力求精意研殚，该书的图表及论述中均融汇若干西医学说，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该书并请丁福保、谢观、陈无咎三位老先生分别撰序，向读者介绍该书崭新的学术风貌。《伤寒论新义》自刊行后，曾九次重印，堪称是他学术著作中的代表作。
1942年先生因不屈于日伪政府对院校的登记造册，遂决定停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先生在五年教学中，认真备课讲学，虽大雨滂沱，亦必撑伞赴校、衣湿上台授课，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1943～1946年先生先后编写、出版了新作——《湿温伤寒病篇》和《斑疹伤寒病篇》（上海中医书局出版）二书。所谓“湿温伤寒”系指西医的肠伤寒，“斑疹伤寒”为西医病名。但在介绍治疗方面，主要是采用中医传统治疗与方药，特别是突出经方的临床应用，可明显增强疗效。
1947年余氏在上海创办“大同疗养院”，请丁福保先生担任名誉院长，自任院长。名为疗养院，实际上主要是收治慢性疑难病证，可以说是上海较早期的中医医院。开办不足二年，因经费匮乏而停办。
1948年先生接获多封外界读者来信，建议他编写《伤寒论新义》的姐妹篇——《金匮要略新义》。实际上先生于40年代初即有此意向，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也较为充分。是年在繁重的诊务和教学负担下，经常在夜间参阅大量文献、结合临床予以编写。而他在上海执业的30年中，主治病证以内、外科居多。内科则以伤寒、温病、内科杂病、疑难重证为主。所用方治，虽不拘经方、时方，但仲景方仍占转大比例。他对上海的时医诊治热病，动辄以豆豉、豆卷等药施治，至为不满。先生用仲景经方中之石膏、大黄，在辨证确切的情况下，用量相当大而效验卓著，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多个案例，上海市民以“石膏、大黄先生”（此处之“先生”二字，义同医生）称之，成为民国时期经方派的名家。
关于这一点，读者在阅习他的医案后，当会有更深的体会。
自1929年定居上海后，先生对中医前辈名家多所敬重。
他曾多次表述，在学术上除承父教外，上海的谢观、丁福保、陈无咎等老先生对他亦多所教益，但生平尤为崇敬的则是“南北二张”（“南张”指嘉定张山雷，“北张”系指天津张锡纯）。在学术方面，除主张精读经典名著外，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中西医学汇通。故他是民国时期“经方派”名家，也是“汇通派”的成员之一。
1949年是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并于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界从此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先生诊务较前更为繁忙。在学术上，他更多地和上海同辈名医陆渊雷、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张赞臣、章巨膺、严苍山等切磋、研究，为上海市的中医工作发展向卫生部门提出诸多建议，以促使改进中医药工作的顺利发展。
由于在上海的20年，先生的医事活动以临床与教学为主，受教的学生数以千计，招带的生徒亦不下数十人之多，先生开始将过去诊疗的若干病证予以案例记述、整理，他在建国以前已将其父奉仙公遗著——《医方经验汇编》整理刊行（中华书局出版），自己也拟出一本医案著作，定名为《翼经经验录》，书名涵义是以个人的临床经验以羽翼仲圣之经典名著。实际上《翼经经验录》所经治的医案，本书均已予以收录、整理。余氏之医案力求在临床上能取精用宏，并以符合诊疗实用为准则。余氏所主张的“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对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1952年先生积多年仲景学说的教学、研究，编著了《金匮要略新义》（图表注释），由新医书局出版。书的封面及其扉页，分别由其同道、诗友秦伯未、严苍山先生题写书名，学术特色仍以“图表注释”为主。无言先生针对世传《金匮要略》原文，在理顺经文之错乱、伪文之芜杂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每论一证，多以西说为参证。全书仍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其著述思路与方法，出版后亦曾多次重印（台湾省亦据原本重印）。由于《伤寒论新义》与《金匮要略新义》的先后刊行。余氏成为20世纪仲景学术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1954年数年来，先生陆续带徒讲授医经及内、外科，积极参加上海中医界各项学术活动，并经常去西医医院会诊。是年秋，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筹备处派出陈邦贤、徐瑞杰先生到上海延请名医赴京工作，曾亲临诊所、住处洽谈，先生答以稍缓时日，考虑进京工作。同年10月5日，华东及上海市召开中医代表会议，讨论卫生部所拟订开展中医工作的种种方案，无言先生作为中医学会和内科学会的特约代表应邀出席大会。此次会议以发掘、整理祖国医药遗产、推进医学教育和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偏差作为讨论重点。先生指出：“中医学术得到政府的重视，可以安如磐石。”在会议过程中，先生除作口头即席发言外，并向大会和秘书处专写提案四则，对中央制订的中医政策极为支持。
1955年先生之三子余瀛鳌自北京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报名参加卫生部主办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中医，并在医学史前辈名家陈邦贤先生的示意下与其父联系来京工作事，无言先生答以数月后赴京到中医研究院工作（研究院于1955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
1956～1957年1956年3～4月，无言先生全家由沪迁京。中医研究院首任院长鲁之俊与先生面谈工作，嘱其与于道济先生主持编审室（数年后改名为中医文献研究室）工作，室内成员有上海陈苏生、浙江谢仲墨、扬州耿鉴庭等先生。
1956年夏迄1957年秋，先生主要参加建国后全国九种中医教材的审订，为提高教材的质量倾注了心血。他更多的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和《中医外科学》三种教材负责予以审改，为各中医院校编写教材奠定了学术基础。当时并应聘承担卫生部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金匮要略》等课程的主讲人之一。
1956年10月，先生为其子瀛鳌在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的基础上，能达到“术业精进”的目的，提议拜在其同道、挚友秦伯未先生（当时任卫生部中医顾问）门下，秦先生欣然接受这个提议，并在数年后师生合作编写、重订《内经类证》刊行于世。
1958年是时正值全国“反右”斗争的后一年，先生因所谓“右派言论”由中医研究院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当时已患有高血压，体况欠佳，教学课时不多。
1959～1962年先生参加北京中医学院“十大经典医著”的编纂、设计，由于身患高血压，实际工作做得不多。先生并在数年内承担一些中央领导的医疗、会诊工作。
1963年是年9月6日忽患脑溢血，急送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