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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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这篇序言开头我提到的那个污染严重的省份，随着空气污染的日益加剧，有害的空气必然要越来越多地飘向四周，并且逐渐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产业的第一世界的富人庄园上空。
这就是我那次学术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征意义。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江晓原
二〇〇八年三月九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前面几章讲述了深受环境问题困扰并最终消亡的六个过去社会： 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低地的古典马雅，以及格陵兰的维京社会。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些失败的案例给我们以警示。然而，并非所有的过去社会都亡于生态浩劫： 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冰岛存活了1100多年；还有许多社会持续了数千年。这些成功的故事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启发。我们可以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总结出解决环境问题的两大相对的策略：“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这种说法主要源于研究太平洋群岛的考古学家帕特里克·科茨，他发现岛屿的面积与生活在该岛屿上的人类社会的命运休戚相关。例如人类在小小的蒂科皮亚岛（18平方英里）已经生活了3000多年，而中等面积的曼加伊亚岛（27平方英里）由于滥伐森林，最终沦为和复活节岛相似的命运。生活在三大群岛之一汤加群岛（288平方英里）上的人类社会已经繁衍发展了3200多年。为何小岛和大岛最后都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而中型岛屿却无能为力呢？科茨认为，这是由于小岛和大岛各自成功地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方式，但这两种策略在中型岛屿均行不通。
有些小岛上的小型社会采取“由下而上”的环境管理方式。由于岛屿很小，居民们熟悉岛上的每一寸土地，彼此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保护环境是一件大家获利的事情。因此由下而上的环境管理方式是指所有人携手合作，一起解决问题。
不管是在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这种“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例如我在洛杉矶的家，同一街区每个家庭都参加业主协会，共同维持社区的安全、和谐和美好。每年我们都选举协会理事，在年会上讨论各项规章，每一个业主每年缴纳会费用于公共维护，例如路口的花木维护，要求每位业主不要随意砍伐树木，审核新的建设方案，以确保不让丑陋或特大体型的建筑破坏街区景观；另外就那些会影响整个社区的问题对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第一章提及的居住在蒙大拿比特鲁谷汉密尔顿附近的居民联合起来共同成立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这一行为虽然不能解决美国或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大大提升了汉密尔顿地区的土地价值和生活方式，使其成为钓鱼和狩猎的好去处。
另一种“由上而下”策略则完全相反，适用于中央集权的大型社会，如波利尼西亚的汤加群岛。汤加群岛幅员广阔，农民们不可能熟悉整个群岛，哪怕是对其中一个大岛屿都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在群岛某处发生的问题，最终可能会影响到居住在另一端的农民的生活，而他对此却毫不知情。就算他知道这件事，也有可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如果问题发生在本地（如滥伐森林），他也可能坐视不救，认为其他地方还有很多树木。实际上，他并不知道有没有。
汤加的面积足以产生一个由酋长或国王统领的中央集权政府。国王不像普通农民那样坐井观天，而是居高临下，整个群岛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国王也不像普通农民那样短视近利，他关注的是整个群岛的长期利益。因为他的财富来自于整个群岛，他希望一切繁荣稳定，后代们将统治权世世代代传交下去。因此，中央集权的国王会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管理环境资源，会下达一些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命令，但老百姓们未必知道命令背后的含义。
这种由上而下的策略对于第一世界的公民而言再熟悉不过。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政府，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由于站得高望得远，所以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都是以总体为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比如，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虽然归属于比特鲁谷的居民，但该地区一半的土地作为国家森林由联邦政府拥有，或由土地管理局来管理。
位于中型岛屿的规模中等的传统社会，可能既不适于“由上而下”管理方式，也不适于“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因为对一个农民来说无法对全岛的形势做到了如指掌。再则，如果相邻谷地的酋长势不两立，不但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和合作，反而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比如双方酋长率人砍倒对方地盘里的树木和破坏土地。反之，中型岛屿又没有大到能够产生中央集权政府的地步。曼加伊亚岛上的人类社会就是因此走向灭亡，过去还有许多中型岛屿也有相同的命运。今日世界按国家划分管理，进退两难的中型社会相对减少。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掌控力变得薄弱，最终还是会落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为了阐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功之道，我将简要讲述两个成功采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小型岛屿： 新几内亚岛和蒂科皮亚岛，和一个成功采取由上而下管理方式的大型岛屿，即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现在该国的总人口占世界第八位）。在这三个案例中，共同的环境问题是滥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土壤肥力流失。除此以外，过去许多社会也曾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水资源不足和过度狩猎的问题。在权力呈金字塔式的大型社会，这两种管理方式可以共存。例如在美国等民主国家，既有社区范围内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也有各级政府层面（市、郡、州和全国）的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
新几内亚的高地（1）
第一个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新几内亚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人类在新几内亚自给自足生活了46000年后，直到近代才从外部社会输入一些无足轻重的经济物品，如子安贝壳和天堂鸟的羽毛等代表身份地位的奢侈品。新几内亚是一个位于澳大利亚北面的大岛（参见地图3），靠近赤道，因此拥有茂密的低地热带雨林。然而内陆崇山峻岭，海拔16500英尺的高山终年被冰雪覆盖。新几内亚地形复杂崎岖，400多年来欧洲探险家只在海岸和低地河谷间徘徊，以为内陆是被森林覆盖的无人区。
然而到了1930年代，生物学家和矿场主第一次坐飞机飞越新几内亚的内陆地区，赫然发现底下是一个人口密集的世外桃源，景色风情宛如荷兰的富庶小镇： 谷地开阔坦荡，绿树点缀其间，良田美池、阡陌交通；其陡峭山坡上层层分布的梯田又让人想到爪哇和日本。村落的四周还用防御的栅栏团团围住。此后，有更多的欧洲人前来这里探险，他们发现当地居民以务农为生，种植芋头、香蕉、马铃薯、甘蔗、番薯，也养猪和鸡。我们现在知道前四种主要作物（和其他次要作物）都是在新几内亚本地驯化的，新几内亚高地是世界上九大作物驯化中心之一。农业已经在此发展了7000多年，是粮食生产实验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对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而言，新几内亚高地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之地”。他们住的是草棚，相互间争战不断，没有国王或酋长，没有文字，严寒酷暑天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他们没有金属，所有工具都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用石斧砍树，用木棍挖掘沟渠、开辟农田，也用木制弓箭和竹刀做武器。
虽然当地人看起来野蛮无知，但农耕技术却非常先进。迄今为止，欧洲的农业技术专家仍不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新几内亚人的老方法行得通，而他们善意引进的新技术却失败了。例如有个欧洲的农业顾问在新几内亚惊奇地发现，位于湿地斜坡上的番薯田排水管居然是垂直的，他说服村民改正这个可怕的错误，按照欧洲的做法应该把排水管安置在平行于地面的位置。出于对他的敬重，村民们遵循这位农业技术专家的指示改变了排水管的位置，于是水蓄积在排水管的后方。其后一场暴雨导致泥石流将所有的农田都冲进河里。事实上，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新几内亚的农民已经非常清楚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对高地的雨量和土壤了如指掌，知道垂直排水管的好处。
几千年来，新几内亚的农民们一直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种植作物，垂直排水管的例子不过是新几内亚人不断尝试和犯错得来的经验教训中的沧海一粟。新几内亚年降雨量达400英寸，地震和泥石流频繁发生，高海拔地区常年浓雾环绕。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粮食需求大，人们必须减短休耕期或取消休耕期，进行持续不断地耕作，因此新几内亚人发展出下述一整套包括育林法在内的维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他们将杂草、青草和老藤等有机物与土壤混合做堆肥，每英亩农田大约16吨堆肥；也将垃圾和草木灰撒在休耕的农田里；用腐烂的木头和鸡粪肥料覆盖在土壤上。他们还在农田周围挖沟渠，用以降低地下水位，避免积水，还把沟渠里的腐殖土挖上来覆在农田土壤表面。豆类作物可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增加土壤的氮素含量，可与其他作物实行轮作。事实上，新几内亚人独立发展出来的维持土壤养分的轮作理论目前在第一世界被广泛应用。新几内亚人在陡峭的山坡垒造梯田，修筑栅栏固土护坡，当然还利用垂直排水管来排除多余的水。这些专业精到的技巧使得当地的年轻人必须学习多年才能成功掌握。我的当地朋友小时候在外求学，长大后回到村子，发现自己干不好农活，深感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
新几内亚高地持续耕作的农业不单有土壤肥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农民们焚林辟田造成木头供应不足。传统的高地生活对树木依赖很大，如盖房子、搭篱笆，还有制工具、器皿和武器都需要用到木材，烹煮和取暖也要用木头做燃料。原先新几内亚高地遍布繁盛的橡树林和桦树林，但是经过几千年的开垦之后，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瓦基谷和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的巴里姆谷），海拔8000以下的树木均已砍伐殆尽。那么高地居民从何处获得木头呢？
在1964年，我来到新几内亚高地的第一天，就注意到这里的村子和田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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