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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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魏书·刑罚志》称：“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淫乱、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正平元年（451），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 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①。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① 《北史·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已开始修订，崔浩修神■律时也定令，后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时已亡佚。故太和时，诏群僚“仪定百官，著依令”。颁太和新律时，宣示职员令二十一篇，篇名无考，见于史载的有职令、品令、狱官令等。可推北魏令主要规定百官行政细则。但似乎未付诸实施。《魏书·孙绍传》：“高祖律令并议、律条施行，令独不出。”宣武帝时，刘芳也撰有朝令，同样未颁行。北魏令的成效不明显。
北魏以科入律，科无专典。但开始出现“格”的名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诏曰：“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万物，可令执笔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从诏令可看出，格是补充律令的临时实用法规，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与律令并行。北魏格仅此一例，内容亦未详，可称之为格的萌发时期。永熙以后，魏分东西。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集群臣在麟趾殿议定新制，由中书监高澄监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颁于天下，又称麟趾新制。麟趾格篇名无考（《北史·窦瑗传》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麟趾格似以曹名为篇名。
后北齐令亦取二十八曹名为篇名）。内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属于行政法规，类似于南朝的科。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为隋唐所沿袭。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是创造了“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辅政时，命有司变通古今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条。七年，依度支尚书苏绰奏议，颁六条诏书，令百官作为座右铭熟诵，又恐百官不力，同时颁职制十二条作为监督。九年，令尚书苏绰将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职制加以损益，总为五卷，颁于天下，称为“中兴永式”，又称“大统式”。格、式这两种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是法制史上一大创举，至唐遂制度化，与律令并列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齐初年沿东魏“麟趾格”。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浑、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人对麟趾格进行修改，定为“北齐麟趾格”。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创世垂法。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铉等议定齐律，但积年不成。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61）下诏催督，至河清三年（564）才修成，由尚书令王叡审定上奏。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⑸惺檠粜葜⒐蛹谰坡砭吹隆⑸⑵锍Ｊ掏跛赡辍⒌钪惺逃反蕖龅取１逼肼晒彩怼Ｄ看挝好⒔馈⒒椤⑸眯恕⑽ブ啤⒄┪保ā短屏洹纷髌畚螅⒍匪稀⒃舻粒ㄒ蛔髟粑螅⒉抖稀⒒偎稹⒕悄痢⒃印６衫虐偎氖盘酢Ｍ裕侄ū逼肓钗迨恚ā端迨椤ぞ尽贰ⅰ短屏洹纷魉氖怼ⅰ锻ǖ洹纷魅恚缎戮商剖椤分咀靼司恚似陨惺榘瞬芪谌荽蠖疾勺晕航适隆Ｓ纸切┎豢闪⑽ǚǖ模肀唷度睢范怼�
北齐也有格。河清无年（56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又称刑经圣制。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