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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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诉讼法司法组织朝廷司法组织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称廷尉，掌刑狱决讼。建安年间置大理，黄初六年改称廷尉。
刘蜀称大理，孙吴初称大理，后也改为廷尉，长官称卿，位三品，下设正、监、评，称廷尉三官，驳议廷尉所决（《三国志·鲍勋传》载，鲍犯法，廷尉议判正刑五岁，三官驳议罚金二斤）。还有主簿，狱丞，律博士等属官。两晋南朝审判机关基本沿袭曹魏之制。梁一度称大理，旋复称廷尉，三官分监东门、西门、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北魏初年司法组织不健全，至拓跋珪年间，才模仿汉制建立司法组织。中央审判机关也称廷尉，长官为卿，副手为少卿。北齐称大理。下有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此外，又设明法掾二十四人，提事督二十四人，槛车督二人，掾七人，司直、狱丞、狱掾等僚属。北周审判机关称大司寇。
检察机关称御史台、又称兰台。掌吏治，察举非法。曹魏时御史台长官称宫正，后改称中丞。蜀、吴皆置，位四品。下设治书侍御史，分掌诸曹，治书执法（吴称中执法），掌奏劾，殿中侍御史，居殿中直察百官行为。此外，还有各类侍御史，如禁防侍御史，三台五都侍御等，都执奏不法。又以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两晋御史中丞职责扩大，东晋设司隶校尉，督察权一统于御史中丞，凡内外众官有违法宪者无所不纠。以治书侍御史四员和侍御史九员分掌十三曹。又有禁防、检校、符节等御史。南朝梁称御史台为南台，长官称大夫，后复称中丞，治书侍御史举劾六品以下官吏并分统各曹侍御史。北魏、北齐检察机关与属官与魏晋类似，增设检校录事和符玺郎中。北周改称司宪，属秋官府，长官有大司宪，少司宪，司宪中大夫。北朝又以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参弹劾，与御史台更相廉察。
司法行政机关称尚书。尚书为行政机关，兼管司法事务，表明司法行政开始与审判和检察相分离，这是为适应封建制度发展的需要而强化司法机构的结果。但这时三省制正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刑部尚书还未正式确立，但尚书省所属各部、曹都设立了执掌司法行政的官署。曹魏以三公曹、贼曹（法曹）、二千石曹和比部郎司刑狱、盗贼，罪法和律例相比等。又有定科郎（又称尚书删定郎）主法制律令。孙吴尚书有贼曹主辞讼罪法。刘蜀以二千石曹主刑事。此外，丞相属官有刺奸令吏，还有督军从事等论法决疑。晋司法行政组织分工更细。三公尚书主刑事，都官尚书郎主狱讼，比部尚书郎主法制。太康中省三公尚书，以吏部尚书兼管刑事，司法行政进一步升级。南朝增设都官尚书，为六曹之一，南齐又以尚书右仆射掌刑罪详讼。北魏司法行政机关为都官尚书，下统都官，二千石，比部等五曹。都官曹掌畿内刑事，二千石曹掌畿外刑事，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北齐以殿中尚书所统三公曹掌诸曹囚帐。北周以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副手为下大夫。都官郎改称司厉，比部郎称计部大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司法组织外，中书省、尚书省长官也常兼管刑事。如曹魏黄初五年令：“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南朝以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掌刑事，北朝有疑狱，皆付中书省量决。皇帝也频繁地干预司法审判。这一时期皇帝听讼，录囚的史例特别多。曹魏明帝“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刘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朝，听讼三十多次（见《图书集成·详刑典·听讼》）。
地方司法组织不分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皆由地方长官兼理。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理狱讼，决刑断，并察纠官吏政绩。属官有决曹掾、贼曹掾，或称法曹、墨曹。州佐有刑狱参军，司法参军，郡有功曹掾，门下贼曹。乡一级无司法组织，以乡官调理民事管理治安。三国时大乡设三老、百石，小乡设有秩啬夫、百石，以三老、啬乡掌教化，听民讼；以百石掌治安。晋乡官有秩啬夫，里吏。南朝乡官为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听讼，游微巡禁盗贼。北朝乡官称三长。
审判程序与等级狱讼最初受于乡官，乡官不能决才上有司。是为初审机关，审毕申报于郡，郡派督邮往县验案，狱成遂决。县不能决，逐级上报于郡，州、朝廷。廷尉为最高审判机关，但皇帝有权干涉廷尉所决，故皇帝临讼为最终审决。南朝宋废督邮案验县狱之制。因督邮不过为郡的下级属吏，对县令所决往往不能提出有力的异议，有案验之名，无案验之实，故谢庄上言奏请改制。县考讯毕，将案情和囚犯送郡，委任二千石级的官吏复审，然后正刑。二千石官不能决的，京师附近移度廷尉，京师以外移度州刺史。齐时，丹阳所辖及京师二百里内囚犯，集京师司隶校尉统审，此外由州郡决断。北朝的审判程序，北魏为“部主具状，公车鞠辞，而三都决之”。即当事人提出诉讼，司法行政机关系讯，审判机关裁决。北齐律文有狱成、案成、复检，也即受讼系讯，鞫证定罪，裁决行刑。
地方司法机关只能审判民事案和一般刑事案。县级可判扑刑，罚金，州级可判流刑、年刑（两晋例外，流徒、除名、退免等大事须台奏乃决刑），重大疑案和死刑须上报朝廷审判机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诏：“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县狱以定。。使与奏。”《宋书·孝武帝纪》载：“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魏书·刑罚志》：“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三国初，杀生之柄，决于牧守，后随着皇权的强化，杀生权回归朝廷，死刑上报复检制，两晋南北朝皆然。但将军开府得专杀生之权，这是司法机构军事化的结果，与这一时期的战乱的局面有关。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这种状况也有所抑制。南朝宋规定：“须临军临阵才能专杀，余皆上报，犯者以杀人罪论。”北朝死罪须复奏，无异词才行刑，至隋形成死罪三复奏之制。
南北朝时期，还施行特别察囚制，由皇帝委派高官巡行州郡，受理冤案，察举非法，拥有较高审判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诉讼程序诉讼，包括狱讼和辞讼。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方式有顺诉，越诉和直诉。顺诉即依审判等级向所在一级的公车上诉。越诉即越过管辖的行政等级向上一级提出诉讼。直诉即直接上诉于最高司法组织，甚至皇帝本人。后者又称挡驾。这一时期，法律上禁止越诉，越诉一般要加鞭笞。但特使巡行时例外。特使受皇帝任命，诉于特使含有直接意味。直诉则是允许的。西晋武帝时，在朝内设登闻鼓，吏民有冤，可擂鼓直诉。如帐下督荣晦因罪被司空卫瓘所谴，晦后随叛兵害瓘子孙。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请族诛晦，诏从之。刘宋大明年间，孝武帝巡行听讼，士庶有怨皆诉至皇帝面前自诉。梁时在公车府谤木肺石两边各设一函，令天下吏民检举不法，投书函内，称肺石函。北朝也在宫廷阙左悬登闻鼓，有冤者挝鼓，公车上奏。
罪犯经过审讯议刑之后，不服的可提出复诉，称为“乞鞠”。汉制二岁刑以上皆许乞鞫。曹魏以乞鞫烦狱，除之，晋又恢复。晋令规定囚犯称冤欲乞鞫者，许之（《册府元龟·刑法部》）。北朝“狱已成及决竟，若有疑案不直或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北魏献文帝在位时，每成狱案，必令复鞫。
诉讼有许多限制。首先必须确实，诬告反治其罪。曹魏有令规定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高平陵事变时，大司农桓范留守京师，曾以司马懿欲反之事告曹爽，懿知大怒，问诬告人反，依法应治何罪，有司回答依律令反治其身，于是执桓范下狱。这种反坐法本质上属于同害刑，两晋南北朝皆存在。北魏规定：“诸告事不实者，以其罪治之。”（《魏书·韩麒麟传》）如宗室元匡因与尚书令高肇不合，上书罪肇，有司奏匡诬肇，于是处匡死刑。但诬告与否，全凭官吏主观武断，如北齐时，上洛王思好欲反，为人所告，韩长莺因与思好联姻，遂奏有人诬告宗室，不杀无以杜绝后患，告者竟被斩死（《北齐书·思好传》）。
其次，对诉讼内容和人也有限制。曹魏黄初五年（224）令规定，犯谋反大逆才能初告，余皆勿听治。把诉讼内容限制在谋反大逆的范围内。老幼、奴婢及囚犯无诉讼权。曹魏禁止囚犯告人，否则加罪并牵连亲属。北齐天保八年立格“负罪不得告人事”，晋律规定老幼不得告言人（十岁以下）。再次，诉讼容隐。这一时期皆有律令禁止对直系亲属提出起诉或出庭作证。晋初有父母犯法拷问儿子或儿子逃亡鞭讯父母，大理卫展认为这样有伤正教，使亲亲相隐之道离，奏请废除。东晋时有女子李忽证父叛降北朝，周处认为忽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应处死刑。上从其奏，刑忽于市（《太平御览》卷六四七引王隐《晋书》）。南朝宋初，家人探囚时，常被讯辞，侍中蔡廓奏除之。“自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梁律明文规定“子之事亲，有隐无犯”。建康三年（504）建康人任提女因诱卖人口，当处死刑，子景慈出辞证母诱卖人口，法官虞僧虬认为景慈证母有罪，宜加刑罚，于是处景慈流刑，徙于交州。北魏有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处死的律条。麟趾格三公曹六十六条规定：“母杀其父，子不得相告，告者死。”这种诉讼容隐是儒家孝悌伦理学说在法律上的反映。
监狱、刑具和刑讯这一时期监狱有朝廷监狱和地方监狱之分。朝廷由廷尉典狱，地方则交法、贼曹，狱官有狱函、狱长、狱小吏等。有罪未决或决而未刑皆囚于狱。三国监狱设置未详，大概沿汉制。晋朝廷监狱有廷尉狱，洛阳狱，太康五年，又设黄沙狱，专审廷尉狱疑案和皇帝诏令系囚的特案，属于诏狱性质，由御史中丞和黄沙治书侍御史执典。但不久废除。晋地方监狱设于州郡，地方狱官有法曹门干，贼曹掾史，狱小吏，狱门亭长，贼捕掾等。南朝监狱分南狱、北狱。南狱指设于建康县的地方监狱，北狱指设于廷尉寺的朝廷监狱。南齐时有尚方狱，属少府，由左右尚书令典尚方狱，也属诏狱。陈朝永定元年，置正、监、平管南北二狱。北朝有廷尉，籍坊二狱，是为朝廷监狱，此外又有司州狱、河南狱、洛阳狱、河阴狱。北齐有苏州狱、太原郡狱、晋阳县狱和相国府狱，号称“四狱”。前三者为地方监狱，相国府狱似为朝廷监狱。北朝监狱又有屋狱和地牢之分，地牢用于囚禁重罪犯。
监狱管理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包括系囚制、录囚制、悯囚制、桎梏制等。晋令规定监狱墙屋须牢固，草蓐不漏湿。家人探囚带食物，由狱卒代为加热传送，离家远无饷者给廪，由狱卒为之作食等等。这种系囚的生活制度，已颇为完备，能够对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