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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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前所录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皇帝亲自督促录送寡妇抑配兵士，足见朝廷对士家婚配的重视。抑配寡妇之制虽然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是一个有利于士家阶层的措施。同书《文德郭皇后传》：“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这是朝廷采取的保障兵士婚配的又一措施。同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魏明帝这一权宜之举虽不够高明，但目的仍然是保护士家阶层的利益。后来晋武帝令“将士应已要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晋书·武帝纪》）。采取从经济上给予实惠的政策，鼓励人民多养女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兵士婚娶困难的状况，手段就高明得多了。又《晋书·牵秀传》：“（秀）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足见魏晋时大约还有保护兵士配偶的法规。
对阵亡之士家属的优待，也是朝廷优待兵士的又一具体表现。建安七年（202）曹操颁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将自己奉邑的租谷分与诸将掾属，并下令“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又令对阵亡兵士之家“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阵亡将士追荐之礼，也是十分隆重的。建安三年（198），曹操兵临清水，“祠亡将士，殻ъち魈椋诮愿卸保ā度尽の褐尽の涞奂汀纷⒁段菏椤罚；瞥踉辏�220），曹丕令：“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从法定意义上说，士家是不废仕宦的。三国西晋时，士或士息通过各种途径脐身官场者不乏其人。《三国志·魏志·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皆本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晋书·刘卞传》：“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卞后从（县）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累迁散骑待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士或士息不仅可以通过宦学立名为官，有一技之长者也可以被恩准除去“士名”，得到官职。《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华城门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卢公女也，得疾，连年不差。。。有南征廏驺，当充甲卒，来诣卢公，占能治女郎。。寻有效，即奏除驺名，以补太医。”不过，士或士息作为劳动者阶级中人，居于社会下层，仕进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往往需要权贵、名士提携；能否仕进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个人的机遇。《晋书·赵至传》记载土息赵至志在“宦学立名”，到了补兵年龄却无人识拔，于是不得不“阳狂”出走。但阳狂出走本身就构成了“士亡”之罪，要受到“士亡法”的惩治，因而只得改换名姓，远走辽东。赵至虽然踏入仕途，终因衣锦不敢还乡荣养父母而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最后呕血而亡。
曹操将国家控制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时，完全是为了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以求稳定封建秩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而非有意在他们中间划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下。军队作为曹氏政权的主要支柱，封建国家注意对包括士家在内的所有兵士及其家属予以优待。因此，当时士家的地位不论在法定意义上，或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户；以士家为主体的曹魏国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终于统一北方，并一直对吴、蜀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
魏文帝即位后，士家的社会地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早在曹操执政后期，曹氏政权在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的条件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战争，尽量设法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上言魏武：“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司马懿建议利用二十余万常备兵屯田，为曹操首肯，带甲将士且耕且守，“务农积谷”（《晋书·宣帝纪》）形成定制，至此，曹魏国家控制下的人口中，郡县民、屯田户、常备兵士都直接投入生产，只有居于后方的士家（妇孺及尚未轮代的男丁）还在仰食国家。这些士家虽然有为官府服杂役的义务①，但毕竟没有投入有组织的社会生产，不能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曹氏政权自然不会容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文帝即位后，曹氏政权广泛实行了士家屯田②。这些士家成为屯田的‘田兵’而“出战入耕”（《晋书·食货志》），由消费者变成了直接的生产者，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书：“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未久，众心安之。”傅玄所谓“施行未久”之制，显然指的是魏氏旧制；足见曹氏政权对屯田士家的剥削额，同于对屯田民的剥削额。这样，士家的身份和承担的义务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继续保存了原有的兵役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同时又成了封建国家高额地租剥削的对象。这就是士家“出战入耕”的严重意义。士家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加重，处境十分艰难了。与此同时，郡县民的境遇却逐渐改善。曹魏郡县民租调较轻，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主要义务是徭役。鼎立之初，曹魏抗对吴、蜀，征讨频仍，“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后勤补给任务十分艰巨，郡县民因此而徭役繁重。鼎足之势相对稳定之后，曹魏逐步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西线，根据地理特点，实行积极防御，使对手势阻于高山坚城之下，“空劳师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元气大伤。曹军则以逸待劳，避免了补给线的拉长，大大节省了民力。东线地区，则“广田蓄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以为乘吴之资。朝廷采纳邓艾的建议，“令淮北屯三万人、淮南二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又“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这些措①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给官，即“给事于官”。士家为官府服杂役，体现了封建政府对士家的支配权。② 参阅日本学者越智重明著《魏晋南朝の屯田》《史学杂志》第70 卷第3 号，1961 年3 月）；黄惠贤《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刊《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4 期。
施，不仅加强了曹魏的经济、军事优势，同时也减轻了郡县民的徭役负担。作为其主要负担的谣役一旦减轻，郡县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而租调不变，他们的境遇当有较大的改善。这样，曹操执政时期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的局面被打破了，士家的经济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
曹魏统治集团本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减轻士家的负担，防止其社会地位的下降。但是，明帝以降，朝政每况愈下，曹氏政权没有作出任何减轻士家负担的举动。西晋代魏，甚至把对田兵的剥削额改变为“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朝廷为了增加剥削收入，还强迫田兵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日增其顷亩之课”，乃至造成“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晋书·傅玄传》）的严重局面。西晋皇朝对士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士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士家除补兵外，屯田也是他们的又一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的意义。这就等于封建国家使用行政权力强行将士家置于不断低落的经济地位上。由于士家负担既重于屯田户，特别是与郡县民经济地位的差距日益拉大，他们自然很难保持与平民相等的社会地位。士家社会地位的渐趋低落，并非统治者有意识地将他们作为一个低贱阶级加以歧视和限制所致；统治集团对于婚配等关系到士家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统治集团没有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改变及时调整政策，这种经济剥削政策的失调造成士家社会地位日趋低落是势不可免的。趋利避害乃小民之本性，士家社会地位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来。合肥新城守士刘整、郑像死节后，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请求朝廷褒奖，说：“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所谓“宜有差异”，就是解除其“士籍”。朝廷如其所请，诏除刘整、郑像的“士名”。除士名即改变士家身份为平民被作为一种褒赏手段，这就等于公开承认士家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了。
西晋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趋势和皇朝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士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司马氏是世族地主的政治代表；司马氏执政，是世族势力复苏和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东汉世家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延伸。司马氏统治集团承汉季陋习，十分重视门第阀阅，因而魏末以来门第等级观念便有强化之势①。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己已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十家已上，官长免。”（《晋书·李重传》）《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珰珥”；“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士卒百工不得服越迭”
（《全晋文》卷145 引《太平御览》）诸条，晋皇朝在有关服制的规定中，把士卒百工单独划为一个等级，制定法令，反映出封建政权已开始从法律角度对士家的社会地位进行限制。
① 《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称，玄以臣民之服物车器，屡乱尊卑之分，建议“改服制”，车舆服章皆应“准度古法。。以为礼度”。《晋书·刑罚志》称，泰始四年所颁新律有《违制》之篇，规定：“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晋书·李重传》）反映出魏末以来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有强化趋势。
门第观念的强化趋势，肯定会对士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但门第观念强化在西晋时尚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梁裴子野论门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