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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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观念的强化趋势，肯定会对士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但门第观念强化在西晋时尚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梁裴子野论门第制度的发展时指出：“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涂。降及季年，专限门阀，自是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
（《全梁文》卷53 引《通典》卷一六》）。裴子野所谓“自晋以来，其流稍改”反映出门第观念强化经历了渐变的过程。西晋时士家子刘卞、王尼等都是由官僚、名士识拔而成名的；高门大族甚至有主动联姻士家的举动①，较之东晋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的社会风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晋时期还一度出现了士家经济地位暂时回升的复杂历史现象。曹魏后期以来郡县民，屯田户、士家负担不均的现象，逐步引起统治集团的注意。咸熙元年（264），曹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晋武帝即位次年，又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足见执政者已着手调整政策。吴平以后，军屯也废止了。天下一统和军屯的废止并不意味着兵户制度的废除；西晋旧有士家是否有相当部分解免为民亦因史无佐证，难知其详。但是，仍然保留原有身份的士家，与平民同样实行占、课田，则是无疑义的②。战争状态的结束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士家的经济地位大为改观，与平民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差别③。士家经济地位的明显回升，对于改善士家社会地位是有一定作用的。门第等级观念强化趋势对士家地位起不利作用，经济地位回升对士家地位的改善起有利作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终西晋之世，士家大体勉强维持住了接近平民的社会地位。
东晋以降，世兵之家已统称兵户。兵户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发生在南渡之后。东晋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以及东晋兵户组成成分的改变，是造成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江左政权草创时，南渡的北方士族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远远不能和江右时期相比。孙吴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江南大族势力，已成盘根错节之势。昔日北方士族凌驾于江南大族之上所凭借的各种条件，此时除门第阀阅尚可依恃外，余皆不复存在了。北方士族与江南大族抗衡时，自然要自矜门户，尽量利用门第观念的广泛社会影响，在抗衡中争得一分优势。因此，东晋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有意识地强化门第等级观念。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所谓百家“从龙之臣”，为了造成本集团的特殊地位，努力把这百家的门第抬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晋书·杨佺期传》：“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官失类，每排抑之。”弘农杨氏本为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由于过江稍晚，竟然饱受白眼；西晋大功臣杜预的后人也“直以南渡① 《世说新语·贤媛》：“王浑妻锺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济）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
② 参阅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屯田》），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二节。③ 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 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此论虽不乏溢美之辞，但太康时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则是可信的。如果数量众多的士家经济地位未能改善，生产积极性继续受到严重压抑的话，太康时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的。不早，便以荒枪赐隔”（《宋书·杜骇传》）。足见江左门第等级观念已恶性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东晋统治集团利用门第观念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把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阶梯划分得更加严密，而且还运用户口编制、徭役规定等制度法令，有意识地在普通民众中造成门第等级的差别，把门第与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力图造成一个浸透等级意识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士族地主高踞于全社会之上的地位固定化、永久化。江左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对兵户社会地位的跌落起了严重的作用。
大乱之后的东晋兵户已非累世旧军，其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晋灭吴，似乎并未有计划地收编孙吴军队，纳入西晋国家军队编制，就地戍守；而是从北方抽调大批军队驻守江南。
《晋书·刘颂传》载颂上武帝疏：“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三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西晋政权显然是对江南大族势力控制的孙吴旧军不放心，故以“普减州郡兵”（晋书·陶璜传》）为借口，将其瓦解；然后“内兵外守”，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西晋政权既然不保留孙吴旧军，也不征发南人补充军队（刘颂正是建议以长王临其国、就地征兵的），孙吴兵户的兵籍保留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西晋平吴后保留兵户身份者，仍然只是原有的魏晋旧军。西晋末大乱，中原地区兵连祸结，西晋旧军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胡族入主中原，大量北方士民或南渡江南，或避入河西、辽东。经过这场空前的社会剧变，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旧有兵户的控制，兵源无着落，军队难以补充，只得空设军校，“有名无兵”（《历代兵制》卷三》）。东晋皇朝欲外拒北方少数族、内抗强藩，必须尽快扩充兵力，重建一支象样的国家军队。这就要求朝廷根据现有条件，重新将一定数量的人口编制成兵户，使国家控制住一部分固定兵源，确保军队的补充。为此，东晋政权采用了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重组兵户。
发奴为兵始于西晋末。“八王之乱”中，河间、成都二王兵围京师；挟持天子与二王抗争的长沙王又固守京城，“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晋书·惠帝纪》）。晋元帝太兴四年（321）五月庚申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涼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同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同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晋康帝时，庚翼欲大举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晋书·庾翼传》）。同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子元显传》：“（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
为了确保兵户的补充，东晋皇朝采用了秦汉的谪兵制度。《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右军遗尚韦仆射谢安书：“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虽无从判定王右军的建议是否立即被采纳，但大量史料证明，东晋兵户及百工医寺确有谪补之制。《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从范宁之议来看，似乎法律规定罪犯补兵仅“谪止一身”；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辱及累世”并连染亲戚傍支。《宋书·武帝纪》载帝永初罩年（421）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滴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刘裕意在革除东晋谪兵制度中的弊端，以示宽惠。由此可知，东晋谪兵，有“谪止一身”与“举户从役”之别。前者指罪犯补兵后，终身被甲而不连染他人；后者则是合家补兵，世代相袭，成为典型的兵户之家。
料简速逃和不著籍的“无名”补兵，是东晋谪兵的又一种形式。《晋书·毛宝传附孙毛璩传》：“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同书《庾冰传》，冰出刺扬州，“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充”。在东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威令不能及”的亡户和不著籍的“无名”，均不在良民之列，故使用种种手段谪其补兵。
由于东晋兵户主要由调发的奴客，料简出的亡户、脱籍的“无名”、罪犯及其亲属组成①，较之曹操时期形成的士家的成分，已有很大的改变。曹魏士家系由曹氏集团的部曲私兵演化而成；部曲私兵与将帅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在曹魏国家军队中继续有所体现。东晋兵户的组成成分均非良民，他们是由封建政权强制补兵的；从形成之日起，他们就处于与封建国家尖锐对立的状态，由于东晋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些由低贱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兵户，自然也被视为低贱。
东晋政权使用调发奴客补兵等方式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而士庶地主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国家控制下的人口实行巧取豪夺。分割国家的兵户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载宁陈时政，称：“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豪门权贵以“送故”的名义，使国家的兵户朝私门流动，变为私家控制的依附人口，这在东晋似乎已成定制，故范宁有“送故之格”的称谓。这样，国家调发士庶地主的奴客补充兵户，士庶地主侵吞国家的兵户，使之变为私家的依附人口，形成了这个被压迫阶层人口编制上的特殊循环方式；在循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上。
东晋兵户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这也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低贱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晋兵户之家既然被封建政权强行迁徙“以实都邑”、“付营押领”，处于严格的集中管领之下，很难建立独立的私人经济，势必仰食国家；朝廷却以贱民遇之，故其劳役沉重，凛赐微薄。《宋书·自叙》载沈亮启宋文帝陈府事：“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① 《文馆词林》卷667 引晋孝武帝《霆震大赦诏》：“。。其夏口戍人，年既周，各复其本，不得以一时充役，遂染军名。主者明承此诏，以为永制。”（此条史料转引自日本学者滨口重国《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份》一文，载《史学杂志》第52 卷第3 号194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