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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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 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彛诰！⑾娴谋┒Ｔ诒┒牧髅穸游橹校灿械钡厝嗣癫渭印�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 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16 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 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 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 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 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 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 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 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