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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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义符虽然作了皇帝，大权实在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手里。他们想废掉义符，先把庐陵王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如果不废掉他，废了义符就该他作皇帝。谢晦曾在刘裕面前说过义真的坏话，害怕他作了皇帝，对自己不利，所以先废掉他。
公元424 年五月，徐羡之等用皇太后的名义废义符为营阳王，迁居吴。
不久，就把他和义真都杀害了。
徐羡之、傅亮等决定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义隆。时义隆为荆州刺史，驻江陵。傅亮率行台百官到江陵去迎接。徐羡之等以荆州是长江上游重地，怕义隆作了皇帝任用别人，遂以录尚书事的命令任领军将军谢晦为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企图一旦有变，可以谢晦为外援。
义隆听得义符、义真被杀，去不去建康作皇帝很是犹豫。他的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他去。王华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资治通鉴》卷一二○）公元424 年八月，义隆到建康，即皇帝位，为宋文帝，改元元嘉。宋文帝先对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五人加官进爵，稳住他们。进而就以亲信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昙首领右卫将军，华领骁骑将军。然后又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委以军政，把京城军权都抓在自己亲信手里。
元嘉三年（426）春，文帝下诏，暴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庐陵王之罪。徐羡之逃出城郭、步走在新林（去建康二十里）避入陶灶中自经死。傅亮逃出城外，被追兵收捕。对王弘、檀道济，文帝认为不是主犯，不予追究。主犯之一谢晦眼看祸将临头，便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兵败被处死。至此，宋文帝把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在消除内患、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公元430 年，宋文帝决意北伐。
拓跋焘统一北方的活动魏帝拓跋焘继位后，连年兴兵，屡获胜利。当时，北魏的北面，还有柔然这个劲敌。拓跋焘初即位时，公元424 年，柔然派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占领了魏建于云中的盛乐宫。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飞驰三天二夜至云中。柔然兵把拓跋焘层层包围了五十余重，拓跋焘镇定自若，指挥作战。魏人射杀柔然可汗的弟弟，柔然惧，遁去。这年年底，拓跋焘又令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拓跋焘自己则率军屯驻在柞山。柔然北逃，魏军各路猛追，再次挫败了柔然，公元425 年，拓跋焘发五路大军，分别从左、右、东、西、中五个方向汇集到漠南，然后弃去辎重，轻骑越过沙漠进击。柔然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向北边逃去。公元429 年，拓跋焘再次领兵出击柔然。柔然西逃，部落四散，窜伏山谷。魏分兵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柔然族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魏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有数百万。又击高车，高车诸部降者数十万落。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三军源，西至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魏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减价。
在西边，拓跋焘又对夏国发动了攻势。夏主赫连勃勃统治十分残酷，人民怨声载道。公元425 年，勃勃去世，诸子纷纷争夺王位，政局动荡。拓跋焘想趁此机会击夏，但群臣意见不一。长孙嵩等认为，“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却认为“天人相应，不可失也”，主张出战。拓跋焘倾向主战，公元426 年，开始击夏。
魏兵分两路攻夏，一路由拓跋焘直接率领攻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横山西），一路由奚斤率领攻关中。统万城是赫连勃勃时建筑的。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城极坚固。拓跋焘攻城不下，退回。奚斤一路却长驱直入，克蒲阪，取长安，夏兵退，奔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公元427 年，拓跋焘再攻统万。夏兵大败。赫连昌弃统万奔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魏拓跋焘取得统万。魏军追昌至上邽，一战擒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立为帝，赫连定一度反攻，取得长安。赫连定与魏连战数年。公元431 年，赫连定在行军途中受到吐谷浑邀击被擒。夏亡。这样，北魏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东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凉了。
公元430 年，拓跋焘开始向北燕进攻。公元436 年，拓跋焘灭北燕。
公元439 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征北凉，包围姑藏，这时统治北凉的是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牧犍。牧犍出降，北凉亡。至此，北魏统一了全部北中国，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宋文帝的北伐在拓跋焘已灭夏，正准备灭北燕、北凉时，宋文帝决意北代，企图收复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土地。
公元430 年，宋文帝令右将军到彦之率五万大军，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北攻，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一万跟在他后面，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则将兵三万作为机动部队。并先派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田奇对拓跋焘说，河南原来是宋的领土，被你们侵占了。今我们要收复河南、河北之地。拓跋焘大怒，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时，就听说河南是我们的土地了。你休想得到它！你要发兵来抢，我可暂时回避一下。等冬天天寒地冻时，河水冰合时，再把它夺回来。对宋的这次北伐，拓跋焘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是他的得力谋臣汉人崔浩提出来的。崔浩认为对宋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魏书·崔浩传》）。
宋到彦之率部从淮水到泗水，由于水流不畅，一日才行军十里。从四月到七月，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境内），然后溯河西上。拓跋焘以河南四镇（金墉、虎牢、滑台、础x）兵少，命诸军悉收众北渡。于是，础x、滑台、洛阳、虎牢的戍兵都撤离了，留下了一座座空城。宋军乘虚而入，到彦之令部将分守诸城，宋军进驻灵昌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前锋直抵潼关。于是，司、兖两州尽为宋军所据。宋军大喜，以为北伐胜利可望。独安北将军王仲德对大家说：“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坠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王仲德的话没有引起宋军重视。
果然，八月间，北魏就转退为进，发起反攻。拓跋焘派冠军将军安颉率领诸军，进攻宋军主力到彦之部。到彦之令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两方交阵，姚耸夫大败，死伤甚重。接着，拓跋焘又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与丹阳王太毗屯兵大河北岸，防御到彦之北渡。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
魏军从委粟津渡河攻金墉。不久，洛阳、虎牢皆转手，宋诸军相继战败。到彦之想焚舟步行，引军南还。王仲德劝阻说：“洛阳即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年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这时，军中疾疫流行，无力再战。到彦之引军到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竺灵秀部也丢了须昌，南奔湖陆，又被魏将叔孙建打得大败，死伤五千余人。宋北伐大军全线溃败。
到彦之这次北伐，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殆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宋在人力、财力上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北魏北伐柔然，西伐夏，南御宋，虽取得了胜利，但连年作战，国内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加上水灾，魏国力也有些不支。所以当魏臣上疏请大举伐宋时，拓跋焘没有接受。此后，宋与北魏之间暂时没有大的战事。这种相安对峙的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宋元嘉之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都是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的君主。司马光评论拓跋焘时说：“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阵，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所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资治通鉴》卷一二○）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