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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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腐败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腐败的，好办法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腐败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 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 年到481 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 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 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 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