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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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僧尼大众的急剧膨胀，也构成严重的人口分割。南朝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寺院僧众和依附民当也最多。郭祖深对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即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请精加检括。。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循吏传·郭祖深传》）
北朝僧尼数和户口数都有记载，人口分割的形势更为明了。北魏末年，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而北魏盛时人口有五百万户（《通典·食货七》），户以五口计，人口数是二千五百万。僧尼和编户民的比数大略是一比十一。北齐的僧尼有三百万，而编户民只有二千万（《通典·食货七》）。两者的比数是一比七，大约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僧尼。北周编户民有九百万（《通典·食货七》），僧尼有二百万，比数是一比五，就更严重了。
僧尼大众之外，北朝寺院也另有依附民，数量很大。《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于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课。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郡矣。”僧祇户以平齐户开始，而后来的僧祇户决不限于平齐户，“及诸民”中的民就是平齐户以外的人。“遍于州郡”的僧祇户和寺户（即佛图户），都是当地人。佛图户既然“兼营田输课”，他们已有点像西晋参与屯田后的奴隶，他们的身分已开始向依附民转化了。
人口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在南方是梁朝，在北方是北齐。依郭祖深的说法，梁朝依附民的总数约是天下户口之半。北齐还要严重。《隋书·食货志》称：北齐时“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文宜帝高洋的诏书也指出：“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广弘明集》卷二四）前者是就豪门大族说的，后者是就寺院说的。
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
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陆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 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 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第四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大量内迁，中原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大大地发展了。在南方，由于西晋末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有所发展。民族杂居的各个地区，都经历过自己的行程，其中往往是很痛苦的过程。但一旦定居下来，在不同民族之间就可能有互相学习、互相融化的机会。无论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或南方民族受到中原势力的冲击，无论其是否经过武力较量，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化。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民族杂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即就春秋时期而论，在内地杂居见于记载者，有戎狄、蛮夷。戎，有犬戎，有骊戎、有山戎，有茅戎，有陆浑之戎，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有赤狄，有白狄，有肥，有鼓，有鲜虞。戎狄与秦、晋等国杂居，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境内。夷，有莱，有介，有根牟，与齐、鲁等国杂居，主要活动在今山东境内。蛮有百濮，有卢戎，有群蛮，与楚、越等国杂居，活动于今湖南省以南的广大地区①。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名号在史册上大量地消失。他们消失的过程已下可详考，但他们主要是消化在先进的社会之中，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秦汉的大一统，大大改变了春秋以来民族关系的面貌。这时，在星罗棋布的郡县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区中的某些部分，被列入行政区划，约等于县级，被称为“道”。《汉书·地理志》称，孝平帝年间，有道三十二。《汉志》所载，以道标名者不足三十二之数。而陇西郡所属的大夏、上郡所属的龟兹，虽不称“道”，当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所在。在秦汉的行政区划中，还有更高一级的建置，即“郡”，虽无特定的名称，实际上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所在。《汉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尊、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志》记载了巴、蜀、广汉、武都等地之设郡，也说出了这些地方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所谓“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倾向。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杂居而进入汉化、封建化过程，这在当时民族发展史上可说是一条规律。匈奴、氐、羌、鲜卑是这些民族中的三个类型，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