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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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参见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　年第2　期；黄汲清：《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国科技史料》1988　年第1　期。①　李亮恭：《中国生物学发展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年版，164　页。1909　年，金陵大学创办的《金陵光》、1910　年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也刊出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学家钟观光的10　篇“旅行采集记”就是在《地学杂志》中刊登的。很显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有识之士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工作，除较系统地介绍各种生物学知识外，主要体现在已有初步的组织，注意到植物学术语，设置了研究实习用的植物园，并传播了野外动植物实习采集的一些基本知识。热心的推进者还开始介绍生物学史，以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促进生物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可能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当然，稍后几年一些与生物学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杂志更多的涌现。1914年，由中华博物学会创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博物学杂志》开始出版。1915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开始刊行。此刊从一开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学文章。1918　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学会杂志》（后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博物学会杂志》，1924　年又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五四运动以前，许多一般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也都刊行过一些生物学的科普文章。如1913　年的《进步杂志》和1915　年的《东方杂志》都刊登过介绍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文章。显然，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无论是刊登生物学文章的杂志数量，还是生物学文章本身的数量都比上个世纪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进入本世纪，有关生物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也有所增加。1905　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黄明藻编写的一本小书——《植物讲义》。1906　年，山西大学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等书局出版了供中学用的《动物学》、《植物学》教材及《博物学大辞典》等参考书。1908　年，京师译学馆教授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基桢编写了《植物学》。191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1918　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马君武编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此书大部分取材德国施迈尔（Schmeil）的《植物学》（Lehre－buch　der　Botanik）。全书421　页。分为（一）总论：第一章、细胞学，第一节、细胞概论，第二节、细胞之内容，第三节、细胞膜，第四节、细胞团体；第二章、植物形态学及生理学，第一节、叶之形态及生理，第二节、根之形态及生理，第三节、茎之形态及生理，第四节、花之形态及生理，第五节、果实和种子之形态及生理。（二）各论：第三章、植物分类学，第一节隐花植物，第二节显花植物。全书有图356　幅。②1918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1905　年前后即着手编写。除作为主持人的著名学者杜亚泉外，留学日本归来的植物学者黄以仁大约是主要的编辑人之一。1917　年，蔡元培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该书的序言，文中指出编者们“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划，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译博无逾此者”。杜亚泉在书中的序言写到该辞典的编著的缘起和目的。他写道：“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故其计划不过作一植物学名与中日②　谢振声：《上海科学仪器馆与〈科学世界〉》，《中国科技史料》1989　年2　期。两国普通名之对照表而已。既而以仅列名称不详其科属、形态及应用，则其物之为草为木，为果为蔬，茫然不辨，仍无以适用。吾等乃扩张计划，而系之以说，附之以图。”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辞典》包含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8980　条。每种植物之下给出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和日文名称。该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和用途，以及别名的考证等。还附有插图1000　余幅。植物学名词之下则给出对应的英文和德文。书后还附有拉丁学名和日名的索引。很显然，这本植物学辞典对于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第三节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1902　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师范馆，目标是培养“中学堂的教员”。教学的内容分四个门类，其中第四类（博物类）为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矿物学，授课教师是日本人。1904　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7　年，原师范馆第四类有24　人毕业。1908　年，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与原来类似，第四类的主要课程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其次是矿物学和农学。在这以后，许多省份都先后设立了优级师范学堂，也有类似上述的课程设置。①此外，京师大学堂还曾开办过博物实习科简易班，于1907　年招生。重要课程分为三类：（1）制造标本，专以制造动植物标本为能事。其中又分剥制、解体、卵壳、骨骼、昆虫、切片。（2）图画。（3）模型。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日本人。据说在1906　年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了供教学实习用的一个植物园。这可能是我国近代植物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植物园。①民国初年，前清时期的优级师范学堂都改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在全国分区设立的7　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6　所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大多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物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2　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将原第四类设置改为理科第三部，后来又改为博物部，聘请出国归来的留学生任教。其中有博物部动物学教授兼主任人类学家陈映潢，植物学教授彭世芳，以及蒋维乔、吴续祖、张永朴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雍克昌、孔宪武、张作人、陈兼善都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1913　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学家张珽从日本留学回来才设立的。在这里任教的还有王其澍、王海铸、薛德焴等。生物学家何定杰和辛树帜是该部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毕业生。1915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该校未设博物部，但从1917　年开始设有农业专修科，由留学美国的农学家邹秉文任主任并讲授植物学。从1919　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先骕、秉志、钱崇澍都曾在此授课。虽其任务主要在培养农业院校的师资人才，但其基础学科也是动植物学。该校后与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生物系。该科的前两班学生分别于1920年和1921　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　年都已招生。1923　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　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0　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发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①　王宗训：《近代植物学史总论》，载汪振儒主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1—143页。
　　①　薛攀皋：《我国生物系的早期发展概况》，《中国科技史料》，11（2）—65，1990　年。都是1906　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07　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　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　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09　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0　年和1912　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大约在1907　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②，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　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　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0　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　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1911　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6　年，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1918　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　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腊叶植物标本16000　多种，计15　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1915　年发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于1916　年发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1915　年发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　年，吴家煦发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　年至1923　年间，张珽发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