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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部分

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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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1915 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
  ② 以益:《植物园构设法》,《理学杂志》1907 年第3 期52 页。
  第四十章医药学1840 年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蜂涌而至,并逐渐发展,终于成为我国一支重要的医学力量,从而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中医学形成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充分显示出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也显示出这种社会医学的独特的性质。
  第一节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发展,中医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 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 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 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 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 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 年),共辑有5 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 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 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 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 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①,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 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②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 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① 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 年第5 期,9~10 页。① 费伯雄:《医醇剩义》。
  ② 《孟河四家医集》。
  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③。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洌А独逭茨σ酢罚杂谟檬址ㄖ瘟菩《浦≈て挠蟹⒒樱胰橥嘉牟⒚J橹谢固岢霭茨κ保行杓嬗梅谕馔巍6品矫嬷档锰岢龅氖且芽即ノ鞣揭6唤又郑⑷衔淮且恢逐萜戳倚源静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②,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①。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 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 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 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③ 《霍乱论·热证》。
  ① 吴尚先:《理瀹骈文》。
  ② 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①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 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 年,作者对128 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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