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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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䜣。奕䜣与奕裕谝荒刚辗髦拢夷炅湎喾拢谑榉垦亩辆抟煊谇仔值堋＾叁�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䜣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 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裕次弧＾仍｝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䜣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裕希拦獾垡沧钪影飧龆印０辞宄常饰淮罨首又胁诺录嬗耪撸叁�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裕闹鞘恫啪叨肌巴虿坏小鞭叁�，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裕媸诨耍匀市⒅娜≡糜诘拦獾邸Ｒ蝗眨拦獾哿熘罨首俞髁裕仍｝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裕亓魈椋辞幸斐＃暗鄞笤茫交仕淖尤市ⅲ⑽凰於ā！毕谭岬鄣梦挥腥∏芍樱厦鞯霓叁�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䜣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䜣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䜣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䜣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②，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䜣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 《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②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䜣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䜣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䜣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䜣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䜣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䜣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䜣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③ 《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䜣》，第9105 页。
①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 册，第367 页。
第三节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䜣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①，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这份奏折里，奕䜣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 年2 月20 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③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䜣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①。奕䜣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䜣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䜣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 年3 月1 日）任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① 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 册，第367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 页。
③ 《洋务运动》第1 册，第2 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5—6页。
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䜣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䜣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䜣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②。由此出发，奕䜣于正月二十一日（3 月2 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①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䜣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䜣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