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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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② 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第九节对日主和，反对变法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䜣，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䜣“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①。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䜣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 月27 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䜣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①。四月十七日（5 月17 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 月25 日），奕䜣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䜣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②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䜣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䜣的坚决反对。奕䜣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䜣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䜣“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䜣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 年5 月29 日），奕䜣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67 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① 奕䜣：《萃锦吟》卷6。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第34 册，第25 页。
第九章光绪帝第一节冲龄即位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 月14 日）。4 岁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 年1 月12 日），年仅19 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③。此时载湉只有4 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 年2 月25 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③ 同上书，第38 页。
第二节幼帝生涯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①。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②，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③。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首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①。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②。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11 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 月8 日）颁发“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③，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76 年2 月16 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 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开蒙4 个月后，5 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 月14 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0 遍，熟书读50 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 册，总第2 页。
② 《戊戌变法》第4 册，第223 页。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3 册“宫闱类”，第36 页。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 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第3 册“宫闱类”，第45 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57 页。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1882）载湉11 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1886）载湉虚龄16 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④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④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 页。
第三节亲政波折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①。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 年7 月11 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①。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䜣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 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②。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③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 年2 月7 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 年2 月25 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