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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

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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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④这正是《易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641 页。① 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04 页。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0 页。③ 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0 页。
  ① 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 页。
  ②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 页。③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 页。④ 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 页。
  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①。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②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 页。
  ②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 页。
  ③ 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 页。
  ④ 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 页。
  第三节任职轮船招商局。
  为抗法战争作贡献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 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16 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 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⑤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 年3 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①。郑观应此行历时64 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⑤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 页。
  ① 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0 页。第四节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 卷本、二十一年14 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①。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②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②。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③。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④,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⑤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01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 页。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 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 页。
  ⑤ 同上书,第280 页。
  “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①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②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④。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⑤。《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①。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 页。
  ③ 郑观应:《答潘兰史微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0 页。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 页。
  ⑤ 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8 页。①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2 期。
  第五节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②。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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