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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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③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　年10　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　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①　《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　页。
　　①　《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　页。②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　页。
　　③　《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　页。
　　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　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①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②。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　年7　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　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　年1　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　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12　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①“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①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615、618　页。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　页。
　　①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　页。①　《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　页。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8　月20　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②。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　月25　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国军”，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1915　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国军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16　年3　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　月19　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　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专制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16年6　月6　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　月14　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　年3　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②　《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页。
　　③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　页。
　　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腐败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　月15　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第四节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①。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