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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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4 页。
③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2 页。
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④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①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④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① 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 页。第三节主编《民报》,讲授国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 年6 月29 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②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 年9 月5 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 年12 月25 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 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 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 年8 月10 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 年10 月10 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①《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②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③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④。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
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⑤。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①。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②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 页。
①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6 页。②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6 页。
③ 同上书,第330 页。
④ 《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⑤ 《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323 页。
① 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 页。
向披靡,令人神旺”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 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 年10 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③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①。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②,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③。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② 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5 页。③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 册,第44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① 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 页。② 《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 页。
③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 期。
除“外祸”、“辟邪辞”①。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②。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③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①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 年1 月,《大中华》2 卷12 期。
② 《教育今语杂志》第1 册,1910 年3 月10 日出版。
③ 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 年10 月26、28、31 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第四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④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 年1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 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⑤。他依恋旧制度,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①,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②。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④。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⑤。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⑦。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 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①。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