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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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3 月20 日、21 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22 日发表撤销承认帝制令，发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 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 天闭门天子，即被① 《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 年2 月14 日。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2 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7—258 页。
③ 《政府公报·命令》，1915 年12 月12 日。
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 月25 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国军。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 月21 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 月8 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国军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 月1 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 月，滇、黔、桂、粤4 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 月22 日宣布四川独立，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 月29 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916 年6 月6 日上午10 时病死。
第三十一章蔡锷第一节东渡日本习军事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 年12 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 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 岁，是头班40 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①。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②；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 年8 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 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① 《政府公报·命令》，1915 年12 月13 日。
① 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 辑，1961 年10 月版。② 《时务学堂札记》（1898 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 《〈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 年7 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 年11 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 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④。
④ 《秦始皇功罪论》（1898 年9 月）。
第二节在湘桂训练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 年8 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 年9 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09 年2 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 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①。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 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 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 余人，广西籍仅30 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①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35 页。第三节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