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真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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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有很多机会采访「明星」，包括全国足球联盟的伟大球员，电影明星，音乐家，畅销书的作者，政治家以及电视工作人员。这些人填满了新闻媒体，我们奉承他们，熟悉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琐事，例如他们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做什么健身操，喜爱什么人，用什么牌子的牙膏，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我发现约翰逊的原则是对的：我们的偶像是一群我所遇见过最悲惨的人。绝大部分的婚姻有极大的困难或是破裂。几乎每一个都得依靠心理治疗度日，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伟大的英雄似乎都受自惑（self…doubt）的折磨。
我也有一些时间在所谓仆人们中间：在印度乡下照顾被社会弃绝的麻疯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在芝加哥为无家可归人开了一家医院的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到密西西比的穷乡僻壤服务的一些医疗工作人员；在撒玛利亚、苏丹、伊索比亚、孟加拉以及许多人类受苦的地区救难的那些义工；我在亚利桑那所遇见的那批博士们，现在散布在南美洲的森林中，把圣经翻译成那些奇特的语言。
我愿意尊敬、爱戴这些仆人，把他们列入激励人的模范，可是我不会羡慕他们。然而当我把两种不同的人——明星和仆人并列，很明显仆人们是蒙爱的，又是有福的。而毫无疑问，我宁愿和仆人在一起，不愿花时间陪明星。因为仆人拥有的深度和丰富的品质，是别处寻找不到的。仆人们的工作是低收入、长时间、没有掌声，在贫穷和没有教育的人中间，浪费他们的天赋和技能。但不知怎的，在他们失丧生命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生命。
我现在相信灵里贫穷和谦卑的人真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并且他们必要承受地土。
清心的人有福了
我人生中有一段日子，与性诱惑争战。有人介绍一本薄薄的书：《我信什么》给我，是法国天主教作家法兰西斯·毛瑞克（FrancisMauriac）所写。我非常惊讶，毛瑞克这位老人，居然用了许多的篇幅来讨论他的情欲。他解释：「老年人存在一种双重试探的危机，因为他以一种可怕的幻想来取代他在天然中所失去的性能力。」
我知道毛瑞克很明了情欲。他所着的《响尾蛇的探戈》以及《给麻疯病人的亲吻》，使得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书中他把情欲、压抑以及性上的愤怒描写得淋漓尽致。对毛瑞克而言，性欲方面的引诱是很熟悉的战场。
毛瑞克否定了他从小在天主教中所学习的保守性纯洁的各样方法。「婚姻可以治疗情欲」，这在毛瑞克自己以及许多人身上都无效，因为情欲包括了在不认识对象的身上发出的吸引力、冒险的刺激以及机遇约会。「以自律来控制情欲」，毛瑞克发现性欲如同怒涛足以冲垮最佳的努力。「一夫一妻制才可能带来真正的满足」，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在有些夫妻间，他们发现性欲的冲动使这个说法未必坚实。在他考察了传统清心的要求之后，发现这些方法都无济于事。
毛瑞克的结论是：自律、压抑，或是理性地论辩，都无法对抗不纯净的冲动。最后，他发现人清心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耶稣在「论福」中所提出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见神。」以毛瑞克的话来说：「不清净使我们与神分离，属灵的生活和物质世界一样，都有一定的规律清心是获得更高之爱——较一切拥有更高的拥有：神自己的条件。是的，这是赌注，没有次要的可以取代。」
读了毛瑞克的作品并没有使我的情欲之争终止。但是我毫无迟疑地说，他的分析是正确的。神给予我们爱，要求我们的器皿是洁净的，在接受更高之爱以先必须洁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保持清心的动机。心怀情欲，限制了自己与神的亲密程度。
清心的人真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要看见神，就是这么简单，但说困难也就是这么困难。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我是从一位曾经任教哈佛大学的神父亨利·诺温（HenriNouwen）身上学到有关这一福的功课。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为了他看做是朋友的一位名叫亚当青年人的生活需要，他从哈佛大学搬到一个靠近多伦多的叫日出之地的地方。他不再服务知识分子，改为服事一位青年人的日常琐事。
亚当这位青年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多余的人，是一个应该在出生前就被堕胎掉的人。
诺温是这样描述他的朋友：亚当是一个廿五岁的男人，他不会讲话，不会自己穿衣，不能单独地走路，就是吃饭也得人帮助才行。他既不哭也不笑，偶尔他跟人会有一点眼光的接触，他的背是歪曲的，他手臂和腿的行动是缠卷的。他有严重的癫痫病，虽然用了大剂量的药物控制，每隔几天还是会厉害地发作。有时，当他变得僵硬的时候，也会发出咆哮的呻吟。很少有几次，我还见过他的脸上有几滴泪水。
我得花一个半钟头才能叫醒亚当，喂他吃药，抱他去浴室，给他洗澡、刮胡须、刷牙，领他到厨房，喂他早餐，将他放到轮椅上，然后带他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他花大部分的时间接受治疗性的运动。
我到多伦多去拜访诺温，看着他为亚当做这一切的事。我必须承认，有一个怀疑的念头闪过我的心，这是在最好的使用诺温的时间吗？我听过诺温演讲，也读过他不少的书，他实在是丰富，难道别人不能接替他做照顾亚当的这种次要的工作吗？当我小心翼翼地向诺温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他告诉我：「你是完全误会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坚持「我并没有放下任何东西。」「不是亚当，是我，才是这段友谊的真正受惠者。」
然后诺温开始列出他所得到的各样益处。他解释，他花在亚当身上的时间，给他心里得到一种非常满足的平安，使他另外那些更需要用脑的工作相形之下变得无聊和肤浅。他开始坐在这样一个无助的大孩子旁边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沉迷在学术界和基督教圈子里的名气、荣耀里，拼命追求这些，生命就只是对抗和竞争。亚当教导他「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因为我们有思考的能力，而是我们有爱的能力。」从亚当单纯的本性中，他看出一个人要能被神充满就必须先有一种「空」——这种空是那些旷野的修士经过长久的寻找和操练才能得到的。
在我们其余的交谈中，诺温一再地回到我的问题，好象他难以相信我居然会问这种话，他不断地想到他和亚当的关系中，他所得到的益处。真实地，他在享受一种新的属灵的平安。这种平安他在哈佛体面的校园中没有找到，却在一个失禁的亚当身上找到。当我离开诺温时，我深知自己属灵的贫穷，我是如此小心地安排我写作的生涯，要确保一切都是极有效率并且单心投入。我学到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这一个真理我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才明白的。伟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LeoTolstoy）试着履行这个真理，但是他暴躁的脾气却拦阻了他使人和睦的努力，然而托尔斯泰所写的有关登山宝训确实动人心弦。半个世纪以后，印度一个禁欲主义者甘地（MohandasGandhi）读到托尔斯泰所写「神的国在你里面」这本书，就决定按着字面来实行登山宝训。
在「甘地传」这部影片中有一段情景，讲到甘地试着把他的哲学解释给长老会的宣教士查理·安德烈（CharlieAndrews）。两人在南非的一个城市中散步，突然发现两个年轻的凶徒挡住了去路，安德烈牧师看了这两个恐吓者一眼就决定逃跑。甘地拦住他：「新约圣经不是说，如果你的仇敌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给他打吗？」。安德烈含糊地解释，他认为这句话是一种比喻：「我不是那么肯定。」甘地回答：「我猜想耶稣的意思是你必须表现勇气——愿意接受一次的殴打，多次的殴打，却能够不还手也不让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人的本性中，就引出一些东西，使得他的仇恨消灭，而尊重浮现。我想基督懂得这个，我也亲眼见过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多年以后，一位美国的传道人马丁路德·金恩（MartinLutherKingJr。）研究甘地的策略，决定在美国实行这个原则。许多的黑人弃绝金恩所提出的非暴力的方式，而偏向「黑人权力」的雄辩：如果你被警察用棍子在头上连打几十下，然后再被管监狱的用赶牛的棍棒痛殴，你也会怀疑非暴力有什么用。可是金恩自己却坚持不改。
当洛杉矶、芝加哥以及哈林各地的暴动发生时，金恩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劝人冷静，他有力地提醒示威的人，道德的改变是不会以不道德的手段达成的。他从登山宝训以及甘地的身上学到了这个功课，几乎他所有的演讲都重复一个信息：「基督教」，他说：「一直坚持，在我们戴的冠冕之前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是一个基督徒，就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纵然有困难、痛苦，满了压力，依然要背起十字架，直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留下记号，并救赎我们，带我们进入只有经过苦难才能有的卓越。」
马丁路德·金恩有一些软弱，但是有一件事他是做对了：面对一切的不利、一切自我保护的本性，他仍然坚持使人和睦的原则。他不反击，当别人要报仇的时候，他要人去爱。这些为民权示威的人们以血肉之躯摆在军警的棍棒、喷水管以及德国警犭之前。事实上，他们多年来所要求的胜利就是这样得到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个民权运动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最主要还是因为在阿拉巴马州的西马外郊的一座桥上发生的事件。那一次警长吉姆·克拉克放纵他的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黑人示威者。大多数的美国白人，看到那一幅暴力不公义的残酷场面，最后终于同意支持民权法案。
我是在亚特兰大长大的，就住在马丁路德·金恩那个镇的附近。我很羞愧地承认，当他在西马、蒙非斯一带领导示威的时候，我是站在有警棍和狼犬的白人警长这一边的（译注：相信维持安定和法治的必要性）。我很快就会挑出金恩在道德上的缺陷，而完全看不见自己瞎眼的罪。但是因为他坚持信念，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目标而非武器，他攻破了我道德上的硬壳。
金恩总是说，真正的目标并非打败白人，而是「在逼迫者的心中挑起羞耻感，并且向他错误的优越感挑战目的是为了和好，是为了救赎，创造一个相爱的社会。」这是马丁路德·金恩最终的目的，甚至有种族歧视心态的我也愿意加入其中。
正如他之前的甘地，金恩也成了殉道者。在他死后，有更多的人们开始采用这种非暴力原则的抗议来要求公义。在菲律宾，当班尼哥·阿奎那殉道之后，一些老百姓就是借着聚集在街上祈祷。坦克开到一群跪着的菲律宾人面前，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阻挡在其中，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