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指纹-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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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审美观、对结构的关切，以及对事物规模的感觉。例如，现代人绝对无法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坚持用这些重达200吨的粗壮石块来建造神殿，而不在堆积前，先将石块切割成10、20、40，甚至80块比较小而且比较容易处理的小石块？为什么，在用其他比较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达到同样视觉效果时，他们却坚持以最困难的方法建造？
而且，古代建筑者是以什么方法，将巨石举离地40英尺之上的？
目前世界上仅有两部地上用大型吊车（crane），可以吊起河岸神殿巨石般的重物。即使在营造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两部巨大产业机械的吊车臂长达220英尺，机身上更需压上160吨的相对重量，以防止吊车将巨石吊起后往前翻倒。而且，启动吊车吊起巨石前，必须先召集20名专业技术工人，并施以6星期的训练，才能上阵操作吊车⑤。
换句话说，即使在所有现代科技与工程知识的辅助下，人类今天仍几乎无法将一个200吨重的物品吊上空中。但是，基沙高地的建造者们，却如家常便饭一般，轻易地将巨石作为建筑材料，盖起一座大神殿来。他们是如何办到的⑥？
我往河岸神殿下方的南墙走去，意外地发现巨大的石灰岩石块不仅大得不可言喻，而且以各种角度排列在墙壁上，形成一个拼图般的图案，而且图案本身，与秘鲁萨克华曼城堡以及马丘比丘古城（请参照本书第2部）的建盖手法十分相似。
另外我还注意到，河岸神殿外侧的墙壁似乎是经过两阶段完成的。墙壁的壁身是用200吨的石灰岩石块堆砌而成的，石块至今仍残存（但腐蚀耗损的情形严重），不过它们的外表，另外以打磨过的花岗岩将石灰岩从里外两面覆盖住。从建筑物的内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花岗岩石片，但户外的覆面石已被天候严重腐蚀。不过，有少数残留的花岗岩虽然已与石灰岩石块剥离，但仍然附着在它上面。仔细观察下，我非常惊异地发现，花岗岩石板块的里侧，似乎有依照石灰岩被天候腐蚀的凹凸形状而修整的痕迹。也就是说，墙壁中央的石灰岩石块可能单独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经过风雨摧残后，发生腐蚀，然后才被人在它上面以花岗岩的石板覆盖住的。
罗斯陶的统治者
我沿着神殿的外墙，一路来到河岸神殿的入口处。神殿的入口坐落于高达43英尺的东墙北端。这附近的花岗岩覆面石仍保存得很好，大致保持着原来的状态，每块的重量在七八十吨之间，就好像武士的盔甲一般，不分昼夜，忠实地保护着里面的石灰岩柱。从晦暗但堂皇的大门，我踏入了一条高挑、狭窄、没有屋顶的回廊，先由东往西行，不多远处经过一个直角转弯，方向转南，最后到达一间宽敞的前堂。卡夫拉等身大小的石像就是在这房间中被发现的。以闪绿石雕成的卡夫拉石像显然在某种宗教仪式下，头下脚上地被埋藏在房间内极深的穴洞中。
前堂中惟一的装饰，便是墙壁上以花岗岩石板拼成的图案（整个建筑中到处是这种拼图一般的图案）。图案本身极为复杂，石板在与其他石板相接之处，还削成各种角度，互相拼凑，构成了与印加帝国中一些怪异而巨大的建筑物中非常相似的图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石板在角落与收尾的地方，与其他石板接合得非常紧密，值得注意。
从前堂我经过一条风格优雅的西向回廊，来到一个宽敞的T型大厅。站在T字的顶端往西看去，石柱林立，每根的高度都近15英尺，长、宽则均为41英寸。石柱所支撑的花岗岩横梁，也正好呈41英寸长、宽的正方形状。T型的南北向平面上也有6根大柱，上面同样支撑着一根横梁。整体而言，大厅的造形简洁、庄严而洗练。
为什么要建盖这个大厅？为什么要建盖河岸神殿？按照认定这是卡夫拉王神殿的古埃及学者的说法，理由很简单：法老身后需要一间便于举行净身、转世等仪式的神殿。但是古埃及的文献中，并没有任何碑文支持这种说法。反而，我们从现有惟一的文字证据中，可以肯定，河岸神殿不可能（至少在一开始时）和卡夫拉有任何关系。理由也很简单：神殿建造于卡夫拉统治埃及前很久。这里所指的惟一文字证据，就是“库存表石碑”（请参照本书第35章）。根据这份碑文，不论大狮身人面像，或大金字塔，都是在更古早的年代便已完成。
从“库存表石碑”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河岸神殿在卡夫拉王以前的胡夫王时代便已存在。而且当时此神殿便已被视为从太古遗留下的旧建筑。不过再仔细研读碑文的话，其实不难发现河岸神殿并不是太古时代的法老所遗留下来，而是“最早”前来尼罗河平原居住的“诸神”所建造而成的。碑文将河岸神殿称为“罗斯陶（Rostau）统治者，欧西里斯之家”。（罗斯陶为基沙都会的古名）⑥。
正如本书第七部中所详述，欧西里斯从很多方面而言，与将文明带至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半人半神的神抵维拉科查和奎扎特尔非常相似，不但是贤明的导师，更是法律的制订者。因此，他在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所在的基沙地方，建立起“家园”（也可以称为圣地、神殿），似乎并无不可思议之处。
未知的远古
遵循“库存表石碑”碑文的指示——狮身人面像应在欧西里斯之家的西北方——我沿着河岸神殿T型大厅的西墙向北行，经过了石灰岩的出口和一条漫长的坡道（同为西北方向），终于到达可直达第二金字塔的古道下方。
从古道入口的这一端，我可以完整地看到坐落于正北方的狮身人面像全貌。这个石雕像大约有一条街的厚度，和6层楼的高度，面向正东，每年在春分与秋分这两天，可从正面看着太阳升起。石像蹲踞的姿态，就好像它在沉睡好几千年以后，终于决定要提起脚步向前的样子。在地点的选择上，想必当时人曾做过非常仔细的考查测量，才决定了在这个俯视尼罗河谷的位置，就地取材，取比附近的山丘要高上30英尺的石灰岩山头之石，雕成了狮身人面像的头和颈部分。山丘下侧的长方形石灰岩则被雕成身体，并为和周围的环境做成区隔，以凸显雕刻物，当时的建造者还特别在雕像的周遭挖了一条18英尺宽、25英尺深的鸿沟，使得狮身人面像能够傲然独立，自成一格。
狮身人面像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古老，不止如一般相信的和第四王朝的法老王那般有个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而是那种真正的、非常遥远的、无法探知的古老。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古埃及人，都是如此看待狮身人面像。他们相信狮身人面像会守护“肇始世界开始的吉祥地”（The Beginning of all Time），并认定它有“能够遍及全域的神力”，而对它加以崇拜⑦。
正如前面所述，其实这就是“库存表石碑”碑文想传达的讯息。更精确地说，这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is Ⅳ）立起“库存表石碑”时，想要传达的讯息。至今仍然静静地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双爪之间的花岗岩制“库存表石碑”上记录道：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前，狮身人面像除了头以外，全部被埋没在沙土中。图特摩斯四世将沙土清除以后，便建立起这块石碑，以兹纪念。
在过去5000年来，基沙高地上的风沙气候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年来，狮身人面像和它的周围受到的风沙之害，应该不比图特摩斯四世的时代所遭受的更大。的确，从近代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见，狮身人面像只要稍有疏忽，便可能被砂土埋没。1818年，卡维格里亚上尉（Captain Cav iglia），为了他个人的挖掘计划，曾清除过一次狮身人面像上的沙土。到了1886年，玛斯佩罗（Gaston Maspero）为了挖掘遗迹，不得不再度清除。但是经过了39年后的1925年时，沙土再度将狮身人面像从颈部以下全部封住，迫使埃及考古厅出面，清除沙土，使它恢复原貌。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建造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与今天的埃及气候大不相同？如果即使建造成这么大的雕像，但过不多久就会被完全埋没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土中的话，何必还要建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撒哈拉沙漠在地理上是个非常年轻的沙漠，基沙地域在11000到15000年前，土壤还相当肥沃。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推翻以前的假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狮身人面像在基沙一带仍然油绿葱葱的古老时代，便已雕刻完成？有没有可能，现在风沙满天的沙漠地带，也曾有过遍地草木、土质安定的好日子，就好像今天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一样？
假设当时的环境如上面所述的青葱快意的话，那么在那样的风沙上建造成一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石雕像，就不违背思考常识了。或许当时建造狮身人面像的人，并没有预料到基沙高地会日渐干燥，而有转化为沙漠地带的一天。
然而，狮身人面像如果真的建造在一片青葱之上的话，那该是多么、多么久远前的事！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在后文中我们也将陆续看到，现代的古埃及研究学者，对这种想法憎恶有加。不过，连他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任何直接的方法，了解狮身人面像建造的日期，因为它们是从天然石中雕刻而成的。”（基沙地图化计划主持人马克·列那博士［Dr．Mark Lehner］之言）。在无法做进一步客观调查下，列那博士指出，现代考古学家只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前后对证（context）来判断年代，而既然狮身人面像位于基沙古迹群（necropolis），也就是最有名的第四王朝所在之地，因此一般学者便一口认定，狮身人面像属于第四王朝。
但是对这样的推理，至少19世纪的一些著名古埃及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曾有一度提出，狮身人面像为第四王朝出现很久很久以前便已建造完成的理论。
谁造的狮身人面像
法国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斯佩罗，在他1900年出版的《遥远的帝国》（Passing of Empires）中，特别研究了图特摩斯四世立的狮身人面像石碑，并写道：
狮身人面像石碑的第13行空栏中，冒出来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显示了卡夫拉曾经主持过一次清除狮身人面像沙土的复原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狮身人面像至少在胡夫王，或他以前的王朝所建，然后被埋在沙土中……
另外一位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利艾特（Auguste Mari ette）也同意这个说法。玛利艾特为最早发现“库存表石碑”（如前面所述，碑文中清楚地记载道，狮身人面像早在胡夫王以前，便存在于基沙高地）的探险家，他认为狮身人面像早已存在于基沙高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⑧。
另外，布鲁格施（Brugsch，著有《法老下的埃及》［Egypt under the Pharaohs］，伦敦，1891年出版）弗林德·培崔、赛伊斯（Sayce）等多位学者也都持相同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一些旅行作家，如约翰·华德（John Ward），也相继认定“狮身人面像必定比金字塔要老上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