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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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宽厚的流放政策不仅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有许多革命党人和对社会不满的分子受过这种宽厚的流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流放。已经从流放中逃跑过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瓦季姆·波德别尔斯基由于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从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萨拉托夫！看，有多么残酷！何况在萨拉托夫当然不会有人强迫他劳动。　
　　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现在看来过分优待的、既不受饥寒、也没有生命威胁的流放，对当时的流放者来说却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离开监狱——离开那不愁没有面包吃的、温暖的、不受风吹雨打的、有充分时间钻研学问并进行党派争吵的监狱——而改为流放时有多么难过，因为到了流放地他们就不得不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自己考虑吃住问题了。至于那些不须自己张罗吃住的人，（据费·柯思说）则更是苦恼，因为他们感到“可怕的无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们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才开始钻研科学，有些人想法去赚钱，做买卖，有些人则在绝望之余饮酒作乐，潦倒终生。　
　　但是，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当地居民并没有为无所事事叫苦嘛！当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点说，是因为这些流刑犯的活动土壤和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断了根，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　
　　记者尼古拉·纳杰日金只经过两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兴趣，甚至变成了沙皇宝座前的忠实奴仆。豪爽而放荡不羁的缅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别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当地居民在教堂里议论尘世的空虚，蓄起了胡须，穿起普通的长袍，不到两年便死去了。在我们看来，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负担，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可是后来当他在俄国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胁时，却吓得自杀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个人间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来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满可以过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却说：“帮助我离开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监狱也行，去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监狱也行！”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他写给省长的信里也曾请求把流放刑改为去要塞监狱。　
　　现在我们了解索洛维茨，所以听到这话不免感到惊奇，心想：这位被迫害的诗人是在怎样激昂慷慨的情况下，在怎样的绝望中，决定抛弃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请求去索洛维茨群岛的呢？……　
　　这就是流放（既完全迁移出故地并捆住两脚强行安置在某处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阴森森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这种力量，奥维德早已尝到过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虚，是惆怅，是毫无生活气息的生活。　
　　光辉的革命应该是永远扫除各种迫害工具的。流放当然也应该列在这些压迫工具的清单上，或许该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当革命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当它还刚刚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它就懂得没有流放不行了！也许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俄国是没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强制迁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欢的人迁移出去。我们来听听一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民英雄在谈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况时所说的实话吧：“已作出决定，要大批地迁移土匪（应读作“游击队”——作者注）户。建立了一些庞大的集中营，在迁移之前先把这些家庭关进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个地方，路上就要警卫，并且要给他们饭吃，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使他们分开住，又要警卫。比较起来，就地枪决方便得多。就是因为这点方便，才没有把系统的流放制自始至终贯彻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过，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成立了常设机构“迁移事务委员会”，专门从事迁移“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顶地钱”，即租钱，用实物或者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是啊，我们苏维埃式的政治流放当然不能建立在这种极不健全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举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会认为当时的流放制度不够令人满意，并决议“以移民区形式在边远的、与世隔绝的地区组织流放，实行不定期判决制度”（即无期判决制度），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就朝着把强迫劳动与流放制度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苏维埃式的流放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但是当初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久已习惯于在流放中吃免费伙食了！因此，苏维埃政权也没敢立即改变这个传统，只好暂时继续发给政治流刑犯生活费。不过，当然不是发给所有的人，不给反革命分子，而只给政治犯，而且对政治犯也是区别对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区给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每月发六卢布，而给托洛茨基分子每月发三十卢布。（总是自己人嘛，同是布尔什维克嘛！）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皇时期的卢布了，这时租一间最小的房间每月也要付十卢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费是相当艰苦的。越往后越严厉。到一九三三年时，给政治犯的生活贴补是每月六卢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买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议价黑面包（配给卡之外的）就要花三卢布。所以，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无法再去向人们讲授语文或撰写理论文章，只好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谁找到了工作，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立即取消发给他们的那一点点补贴。　
　　即使流放者愿意劳动，他也并不容易挣到钱！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国失业严重的时期，履历表上没有污点的人和工会会员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权，流刑犯无法凭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同他们竞争。此外，警备司令部也是压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块石头：不经它批准，任何机关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从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较好的工作：公民证上的图章妨碍着他。）　
　　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