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7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对于这一无耻的、也许是流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干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流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考试！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口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脑……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咙干渴，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进监狱……”他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委员会立即变得声色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满了刑期呀！我是释放出来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边远地区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没有任何人权可言。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肯吉尔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就讲过“图尔盖的奴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波利亚科夫的遭遇。这个人在两次进劳改营之间曾被流放到图尔盖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一个哈萨克人集体农庄主席手里，甚至我们亲爹一样的警备部队也从未派人到那里去过。波利亚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铺着干草。他的“‘工作”是替农庄主席的四位太大当奴隶，替她们每个人干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亚科夫怎么办呢？从流放地跑出来去控诉吗？他不但没有条件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即使离开了，这将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这农庄里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过了几个月才偶然有一个俄罗斯人税务员来征税。波利亚科夫讲的情况使税务员感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书面申诉转递区委。不料这个书面申诉被认为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意诬蔑”，“波利亚科夫为此第二次被判处劳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他在劳改营里觉得自己像是已被释放似的……　
　　我们还不知道“图尔盖的奴隶”在流放者中间能不能算是命运最坏的呢。　
　　有人说，同劳改营相比，流放的优越性在于生活的稳定性，有家庭气息。（不管好坏，你总可以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不会随时把你押到别处去了。）但这也并不尽然。警备队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命令人们迁走，虽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关闭某个流放地点或整个地区。各地区的流放者都记得在不同的年代有过这类事，尤其是战争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区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时内整理好行装，迁到杰姆贝亭地区去！于是你那点可怜的破烂家什，已经习惯的暂时栖身处就得扔掉，统统抛掉！开步走！勇敢地赤足前进！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积攒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轻松多了：不必再排队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点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脱帽；夜间房门不从外面反锁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虽然各地宽严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开始缓和之前到处都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某种制度。　
　　例如，许多地方的流放者都无权向任何苏维埃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他们只能向警备队提出，由它决定这一控诉应由自己解决还是应该提交其它机关。　
　　警备队的任何军官召唤时，流放者必须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务立即报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绝执行军官们交办的（完全为了其个人利益的）私事。　
　　警备队军官们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比劳改营的军官们差。恰恰相反，这些军官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这里没有设防的隔离区，不必巡逻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着囚犯去劳动，也无须照管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记两次，“依法分给犯有新罪行的人写个材料就够了。这些军官有权有势、懒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少尉每月工资达二千卢布），因而他们大部分都十分凶狠。　
　　很少听到过苏联的流放地发生过真正的逃跑。因为即使逃跑成功，所换来的公民自由的好处也并不多：流放地当地的自由人的权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样的。沙皇时代从流放地逃跑后可以轻易地逃往国外，现在不行了。对逃跑的惩罚很严。逃跑由特别庭处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对逃跑者特别庭最多判处五年劳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战后实行一条新法律，它虽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执行，即：“从流放地逃跑者判处二十年苦役：”无比的严酷！　
　　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这是由各该地区的警备司令部随意解释的。流放者无权逾越的界线也由它来划定，它规定去砍柴或去来蘑菇可以走出多远。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美尼亚人流放者对矿山领导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无法理解和顺应我们这吃人的制度，往往凭着自己单纯的想法作出决定，离开指定地点。而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强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流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流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流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　
　　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处在每个流放地点的高度警惕性，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流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出苏维埃流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色。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流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　
　　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脱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脱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脱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流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务段里还挂出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　
　　流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处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强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管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流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流放者送进劳改营。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马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入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流放实际上没有尽头，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马来到“大陆”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大陆”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处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阴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子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流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进行的那种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　
　　因此，要搜集有关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的流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干部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流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部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按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　
　　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头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马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