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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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馆里寻……①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
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
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
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
① 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61—62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86—94页。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70—71页。
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
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
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
描写要深刻得多哩！”②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
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1928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
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
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
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
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
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
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
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①
茅盾在30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
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
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
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
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
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茅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他与他的同志
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
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
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
22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
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
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
学原理。从1928到1930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
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
被称为“革命的”。①
到1930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
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
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
②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412页。
①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379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
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37—44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 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3期（1976年6月），第277—291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
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
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
子变化了的心态。
1926—1927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
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
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30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
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
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
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
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30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176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85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1930年3月2日，大约40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50余名）在上海
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2月16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
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
员会。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共产
党，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②在李立三的领导
下，中共曾于1929年底和1930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
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③除左翼作
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
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
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④
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
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太阳社成
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
之一）和鲁迅。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
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
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
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可以推断，初期的欣
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
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
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
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
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文告中提出了
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
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
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
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
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①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
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
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如共产党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
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②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
② 根据官方史料，早在1928年末，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 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
战线。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353页。 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
资料丛刊第一辑》，第 155—157页。
③ 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年，在左翼的年代》，第139页。
④ 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2
卷，第42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90—291页。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1卷，第214—215页。
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
地位。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
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
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
立的“我们”群体。①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
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
识形态的论战上。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
断的论争。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
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
众语”的争论以及与1936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
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
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
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
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20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
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
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
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
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
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