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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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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
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
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
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
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
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1931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
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
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
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
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
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
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
闻名。①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
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
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
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②情感的真挚——萧
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岁的年纪,萧军只
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
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
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1934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
①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
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
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
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
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
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
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
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
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
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
②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于萧军的研究,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直到最近。②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1933年,当时他
才21岁。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
1939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
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宏灌注其中。这部
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
义觉醒的编年史。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
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但端木也许是一个
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这个明
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
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
《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
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
格描写风景和肉体感觉的能力”。《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
中国散文的代表作”。①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
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
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
懈努力为特点的。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
境。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
单和想象贫乏。②
直到徐志摩于1922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
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③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
1925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
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
冷翠的一夜》(1927年)和《猛虎集》(1928年)中变得较为精致。虽然他
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④、雪
莱①和济慈②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
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
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
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
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56—61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亚》新8卷第2期
(1961年),第258—293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18、19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
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年),英国诗人、也是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译者。
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
的顶峰。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意象移植
到中国的环境中时,结果并不那样成功。即便在他最长的“哲理性”的表述
《爱情的启迪》(1930年)里,人们也能觉察到一种沸腾的诗的意境在挣扎,
然而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假若徐不是在1931年空难中突然丧生,他的成就
无疑会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闻一多更倾向于视觉表现,这也许是由于他有
绘画方面的训练。同徐一样,闻也热心于形式方面的实验:他的早期作品有
时刻意用触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读者震惊。但是他从第一个诗集《红烛》(1923
年)纵情于浪漫主义,到第二个诗集《死水》(1929年)达到艺术上的成熟,
其进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瞩目,尽管闻的诗作远少于徐。闻的《死水》一诗
的出现,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而富有诗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
程碑: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①
朱莉娅〓林曾就此诗“紧凑的诗节格式”以及格律整饬和诗行顿于末端作过
评论,说它显示了“闻着力追求的结构上的浑然一体”。②但是比诗的形式更
为重要的,是闻将眼前的现实压缩成隐喻的视觉形象的能力。这首诗中阴郁
① 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世纪中国诗集》,第65—66页。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82页。
的意象,与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园短诗,和郭沫若的启示录般的谶语大相径
庭。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联想到郭的《凤凰涅槃》,但是闻
对中国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发酵而化为神奇,具有郭的丰富想象中
所缺乏的思想深度。就运用充满模糊意味的视觉隐喻而言,《死水》也是更
为大胆的“现代派”的诗作。①
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无清晰联系的意象世界,用引发和暗示,而不用直
接表述的手法,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某种
程度上也能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找到。尽管如此,它与五四初期的诗歌是大
不相同的,那时的诗歌以简单、自由和易懂为目标,如胡适所主张的那样。
中国现代诗歌是否如欧洲那样,相应地从浪漫主义“进步”到象征主义,也
许有待商榷;②但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更“象征主义的”倾向,在少
数诗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见。
这种倾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李金发。当李作为勤工俭学的一员于20
年代早期在法国学习时,他就开始写诗。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独创性,并在1925
和1927年安排出版了他的两卷诗集。李于1925年回到中国后,被人称作“古
怪的诗人”,他的诗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难以理解”。李遭到许多左翼与非
左翼作家的批评,但得到少数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赞赏。李自然
把自己视为一个先于时代的“先锋派人物”。③
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并不试图阐释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
何“意思”。他显然是受了波德莱尔④、魏尔兰⑤和马拉梅①的影响——他如饥
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似乎醉心于“富有异国情调的”
成分。按照共产党的文学史家们的看法,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时是怪
诞的形象,不过是掩盖李的颓废、反动意识的徒劳的手段。②但一位现代西方
学者却认为,李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富挑战性的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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