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都市-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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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没回没有呢?”张载果断的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个包子也是机器做的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现代的农业机械出现在井田上,他会比其他农田里更有用。会让庄稼长得更好,即便其他农田里也是用相同的机械,哪怕是更好的机械,也会是这个结果的。”
苏轼这下彻底无语了。他原本还想着强调没有井田的情况下,现代农业依旧养活了比井田时代还要多的人。但是张载却指出那些个后来证明过的有利条件,如果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一定会打造出来一个别样的三代之治。
最后苏轼只好气愤的说:“所有的人都在井田里务农的时候,谁还有那个心思去给他弄那些良种和机械。清政府就想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呢?没有提前找到南美洲的良种,没有足够多的人从农田里解脱出来。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吧。”
第二一九章 大汉农牧9。875()
张载不能否认,近代的百年屈辱的确是这个原因造就的。没有人从农田里解脱出来,也就没有人从事工商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商业刺激下的工业,先天畸形。没有本地工业的优良基础,后来只能依靠外来资金和技术,最终造成了列强诸国从容的划分势力范围,虽然没有像传闻中他们对非洲做的那样,拿着尺子在地图上解决问题,但也足够警示某些人。
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端着盘子从旁边路过。他听到了苏轼刚才的言论,也看到了张载现在的表情。不由得停下了脚步,王安石的衣服上,还沾着刚刚吃饭时留下来的污渍,但他显然没有在意的苗头,油汪汪的双手顺便在衣服的下摆上抹了一把,然后笑着对苏轼说到:“这次终于不再虚构典故了。”
苏轼在参加科举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个上古典故,来证明自己对《尚书》中的一句话的理解。结果主考官欧阳修不知道那个典故,副考官梅尧臣也不知道那个典故。考完了之后欧阳修翻箱倒柜也没查出来,于是开口详询。苏轼却回答说:“我编的。”这件事虽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段轶事,但按照现在的视角来看,拿着公平公正来当做轶事的筹码,当然说不过去。
苏轼现在的心态,对那件事情已经能够看得开了。所以王安石的调侃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苏轼拍了拍旁边的位子,十一王安石坐下。后者也毫不客气的也屁股坐了下去,手中端着的盘子当中,有不少汤汁不小心洒了出来,有的撒到了王安石的身上,但他却丝毫不在意,有的撒到了桌子上,对面的张载不禁摇起了头。
但王安石才不会在乎张载究竟怎么看。他直截了当的问苏轼道:“当年,我奉皇上之命主持新法,你们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到头来怎么样?北宋中就是忘了国。然后呢,你们旧党的后人在南宋偏安一隅之地,最终让蒙元绝了我们华夏的传承。如今,你倒是想起制造新工具的功劳了,上辈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把心思放在这个‘新’字之上?”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苏轼一如既往的嗤之以鼻,虽然他在后世的声誉越来越高。但那是后世的人需要把它美化一下,然后拿出来粉饰门面的正常需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在元祐党争期间被修改的一塌糊涂,而后经过金人南下和蒙元荼毒等多次破坏,以及南宋时期的多次修改,早就已经面目全非,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时候,又把这段历史从坟子里挖出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来接客。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多么值得提倡。到头来,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有人想起要研究她的真面目,但能够找到的历史片段已经少得可怜。
更关键的是,曾经的苏轼认为那是坏了他们享乐官途的变法,如今在苏轼的眼睛中,却不是冲着现代的发展而来的。除了变相的劫富济贫,其实他们也没有周济贫苦,而释放到国库里用到打仗上去了,也算是缓和了矛盾之外,其他的方面,根本就不曾朝着现代的发展方向看一眼。所以苏轼仍然觉着,王安石的变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追求新颖,但终究不是从根本上寻求出路。
王安石看到苏轼的表情之后,就知道这家伙依旧不欣赏自己当年的举措。重生之后,王安石其实也看过很多评论自己当时变法行为的文章,的确也意识到了当年的不足之处,所以他对苏轼的不以为然也没有太多的意外和意见。
说起来,王安石和三苏之间不是一点过节都没有。苏辙曾经在制科考试当中,说仁宗贪恋美色,但举出来的例子,却是街头巷尾谣传的东西。考试结束之后,很多人认为苏辙这是利用不实消息,沽取直名,主张不能录取这种人。王安石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担任的是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在听到消息之后,他立即声称即便苏辙通过考试,他也不会为其草诏。没有诏书的承认,苏辙的考试结果就毫无意义。
这件事情一直闹腾了一年多。苏辙虽然最终获得了认可,但双方彼此结下了梁子。不久之后,王安石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之后。苏辙的父亲苏洵兴高采烈的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在充分展现了自己幸灾乐祸的本事之后,把这个梁子结的更深了。
后来苏轼苏辙先后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的理由其实并不正当。苏辙最开始是站在变法派一侧的,还加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也不知道他和王安石是怎么和好的。但苏辙反正是和新党的投机分子们走到了一起,直到后来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得罪了很多人之后,才离开他们。
苏轼的遭遇则比他更惨。新党干将李定是苏轼好友僧佛印的同母异父弟弟,其母死后,李定被指责没有为母亲守孝。这件事情究竟是谁爆料出来的,已经没有足够的史料证实。但苏轼却在这个时候,为一个孝子大唱赞歌,以此讽刺李定。双方就此结下梁子。
李定以赡养父亲的名义两年没出来做官,复出之后,他曾经派儿子去参加苏轼的宴会,想来是存着和好的意思,但苏轼却在宴会上嘲讽李定之子,就此加深了梁子。
不久之后,李定接到举报,说苏轼的诗词之中有诽谤朝政的嫌疑,就此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这其中,大科学家沈括所扮演的角色恐怕也不是很光彩。但当时的朝廷之中,有很多人都在政治投机。曾巩的兄弟曾布,大科学家沈括,还有后来戳穿宋徽宗不看为帝的章惇,都是如此。苏辙只是个投机失败的例子,而苏轼,恐怕也少不了一个恃才傲物的评价。
然而如今的苏轼与王安石,却已经能够平静的面对对方了。
第二二零章 大汉农牧9。9375()
诸葛亮悠闲地看着邻桌的苏轼和王安石,即便他们想一千年前那样有开始争执变法的事情,诸葛亮也没有丝毫阻拦的意思。坐在诸葛亮对面的爱丽丝,津津有味的品尝着中国菜,对邻桌的吵闹声充耳不闻。她正在暗暗下定决心,准备花上几个月去把中国的各色美食都吃个遍。
她当然不会知道,诸葛亮此时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东西。对与王安石,诸葛亮是有一定的钦佩之情的。和其它文学家不同的才华,就是他甘为民争先的认知。整个大宋朝,只有旴江先生李觏看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他的学说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只有王安石继承了他的很多观点,率先开始强调国有经济调控市场的重要性。即便做的一塌糊涂,诸葛亮也吝啬自己的钦佩之情。
先说那个青苗法。官府贷款给没有足够资本进行农业生产的主客户,让他们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土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
这一条法令在二十一世纪也有影子。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农业银行的话,那么他的主营业务就应该是青苗法。而事实却是,国有银行们都有类似的业务。王安石当时没有做到的,仅仅是没有完成政企分开而已。
均输法,是官方动用行政资源、国有人力资源参与运输业的法令。王安石的均输法比桑弘羊的好一些。他的助手薛向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引进了民间资本,阻止了很多贪官污吏从中中饱私囊的行为。
而这一条法令在如今的社会之中,也是有影子的。诸葛亮的老家现在也算是个物流之都了,他自然最清楚这一点。只不过现代官府控制下的邮政系统,比起许多民间经营的快递企业没有竞争力,这一点和当时略有不同罢了。
农田水利和方田均税法,虽然有很多称呼的法子,但它的实质却是非常简单的,对没有申报的天地进行统一的测量,验房有人进行逃税漏税。虽然形式上比较比较复古,但实际上也为国家增加了不少的税收。如今的时政热点之一,不动产登记制度和方田均税法的某些内容很像。在当时的测量技术和数学发展情况之下,王曼等人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取得这样的成果,足够让后人佩服。
至于现在,测绘技术的进步,足够保证每一快递都有卫星看着。好在苛捐杂税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也没有人在乎看着了。但兴修水利,测量田亩面积的事情,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不是名头响亮的转基因作物能够挤下去的。
保甲法,就是宋代版的预备役制度,对于一个统治阶级文弱,民间还算不上文弱的朝代,风气倒是更应该从上层开始改正。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个文人,这样的要求怎么看都有些过分了。身在庐山中,云深不知处,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贡举方面的新法,说说内容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熟悉的感觉。王安石在提倡兴办学校,对科举内容以及录取名额分布情况作出调整之外,比较经典的一个改造就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学生需要依次晋升。说起来这个也简单,不就是一二三年级吗?堂堂国立大学,设置个一二三年级,有什么大不了的?司马光们反对个毛线啊?
免役法这个就不用说了,现在我们都不去服徭役了。去服兵役的还得国家拿着各种优惠政策来**,不能不说王安石这个法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宋代的各种差役品种之繁多,都快赶上热带鱼了。王安石这个法子,对老百姓是很有益处的。当然,有些名义上在官府服役,其实在官员家里听候使唤的人,得到解脱之后,他们的“主子们”可是相当不高兴的。
市易法,就是官府参加到商品的贩卖当中去。当时的销售方式,比天朝的还要黑暗些,每一行的行首,几乎就是个托拉斯或者卡特尔的指挥者,对于国家经济的危害很大。更关键的是,外地小商小贩进京售卖货物,都需要把货物交给这些行首代理售卖。行守门从中抽取差价,比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就可以和内藏库比肩。而市易法就是为了冲着这帮人开刀而准备的。
至于这条法令,现代社会的影子则更加明显。每一名初中生都熟悉这样一句话,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虽然市易法的实际操作人吕嘉问人品堪忧,就连水果也都要贩卖。但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来讲,对宋超可能不太重要,但对现代社会,必要的时候买卖水果也可以接受。
至于保马法、户马法。让老百姓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