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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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如何处置柏葰。柏葰在朝为官三十余年，老成宿望，资历很深，咸丰皇帝有意询问群臣说：“柏葰有无屈抑？”其实是感念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且已经老迈，打算从轻发落，只要有大臣站出来“乞恩”求情，皇帝便可顺水推舟。但肃顺果断敢为，“治事严刻”，好用重典，之前曾力主杀死和谈不成的宗室耆英。群臣畏惧肃顺一党的势力，竟然无人敢回答皇帝的话。而肃顺本人又及时站出来，大讲了一通“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的道理，要求立即将柏葰正法。咸丰皇帝便不再坚持，准肃顺所请，同意将柏葰“斩立决”。
可怜柏葰素有宽厚谨慎之名，以为至多不过是流放的结果，却等来了斩首的命令。清朝自立国以来二百余年，从无公开处斩宰相之例。此举如同晴天霹雳，不但令柏葰本人震惊，也令朝野侧目。
午后三时，柏葰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行刑，由户部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赵光监斩。肃顺看到柏葰的囚车到来后，喜笑颜开地迎上前去，说：“七哥来早。”（《清稗类钞》）然后立即升座，催促用刑。柏葰被立即斩首，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也被同时斩决。擅改朱卷的同考官邹石麟被革职，永不叙用。副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则被革职，未及一年，旋复起用。
当时，柏葰朝中同僚、门生、故吏不但不敢为其求情，甚至没有一人到刑场奠别。刑部尚书赵光还庆幸地说：“此次科场之案，未令刑部会审，予幸以为幸焉。”可见朝野对肃顺一党畏惧到何等地步。只有时在江南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胜保自军中上疏，为柏葰求情，其中有“罗网弥天，衣冠扫地”之语，暗指柏葰为肃顺所陷害。肃顺与胜保遂成死敌。但胜保远在前线，且统领重兵，肃顺也无法轻易加害。后来肃顺一党与慈禧太后争权，胜保迫不及待地倒向慈禧太后一边，在铲除肃顺一党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柏葰不仅是终清一朝唯一一名因科场案被处死的一品大学士，也是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因科场舞弊而被处死的职位级别最高的官员。
柏葰等四人被杀，戊午科场案并未就此终结，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之前，同考官浦安曾经供称他听说副主考程庭桂收过很多请托者递送的条子，并在后来烧毁了这些条子。程庭桂由此被逮捕审讯。程庭桂供认乡试开始后，他的儿子程炳采接到过几个人的条子，因为这些条子的来头都不小，程炳采无法拒绝，于是收了下来，并让家人胡升给程庭桂送食物时，将条子黏在食物盂下，带进了贡院。递条子的人，包括李旦华（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潘祖同（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敦俨（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等人，分别为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恩贡生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等人请托。不过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等人都未能中试，因而程庭桂在事后将条子烧毁。
程炳采被逮捕后，除了承认其父程庭桂供称的递条子的人外，又招出一个重要情节，他还接到过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送的条子。但程庭桂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条子。原来家人胡升在送陈景彦的条子入考场时，被监场御史发现。监场御史见事涉兵部尚书陈孚恩，于是将条子藏了起来。
条子一事涉及众多大臣之子，事态顿时严重起来。这再一次说明，科场舞弊案的发生，其本质始终是权力和利益相勾结的产物。因为儿子陈景彦牵涉入内，负责审理此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不得不奏请回避，并自请严议。因陈孚恩与肃顺关系极好，咸丰皇帝倒没有计较，反而命他继续秉公审理此案。
由于请托之人李旦华和考生谢森墀、熊元培在科场案发后均已经逃回江苏原籍，刑部不得不派人前去追捕，此案一直拖到咸丰九年（1859）七月才审结。肃顺等人拟将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斩首。咸丰皇帝念及程庭桂是两朝老臣，不忍将他们父子一起处死，于是法外开恩，只将程炳采处斩，程庭桂则发配军台效力。
程炳采被押赴刑场时，由于心中不服，向围观的路人哭诉道：“吾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庸庵笔记》）闻者皆为之挥泪。
案中的请托者七人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和陈景彦免死发配新疆。不久又允准李旦华等人捐输赎罪。陈孚恩、潘曾莹、潘铎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级调用，李清凤病死免罪。其他办理科场不善的官员也依例作了处理，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戊午科场案至此结束。
戊午科场案并非人为罗织的冤狱，跟之前的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比起来，案情显然没有前两件科场案那样清浊难分，而且打击面和牵连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闻连坐，家属亦未长流”，涉案官员的家属均没有受到牵连。之所以惊世骇俗，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案，就因为最后斩了首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柏葰。而导致柏葰被杀的关键人物，则是之后声名鹊起、煊赫一时的肃顺。
不过，若是就此认为肃顺在此案中一心为公，意在整顿弊政，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年后的恩科会试，肃顺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肃门五君子之一）坐上状元位，不惜以身犯险。殿试前，肃顺千方百计打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其中“纱窗宿斗牛”出自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一诗。肃顺立即将题目告诉了高心夔，让他连夜做准备。第二天，果然是这个题目。而在场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题的出处。高心夔大喜过望，自以为成竹在胸，状元已经是囊中之物，匆匆写成后，立即出场来找肃顺报喜。肃顺问了他的答卷内容后，跌足连叫道：“完了！完了！”原来，高心夔一时疏忽，诗作押错了韵，而一旦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后发榜结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终未能当成进士。
对肃顺而言，穷究戊午科场案，虽然意在铲除政敌，有“倾轧”之实，但也确实起到了扭转颓风之效，此后，“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持续三十余年没有科场弊窦行为。
戊午科场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清朝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虽然自开创者努尔哈赤起便一直奋发图强，但论其实力，远远不足以横扫天下，最后能够入主中原，实在是机缘巧合所致。如此弱势的一个民族，在侥幸下轻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统治着数量、经济、文化水平均远胜自己千百倍的汉族，居高临下之时又是何等战战兢兢。这既是终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国开始便对汉人防范警惕极严的关键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务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贵族，汉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过充当随声附和的工具，且受到严密的监视。一直到嘉庆朝以后，各地起义频发，中央集权受到冲击，清朝贵族垄断朝政的局面才开始破冰，汉人大臣在朝廷的实际职权才有所增强。肃顺出身宗室，却是一个另类，其见识、阅人的眼光均是满人中的佼佼者。他历来轻视满人，重视汉人，认为只有汉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场案力杀柏葰一事而声震朝野，成为公认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嚣张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汉人、以汉制汉的策略得以顺利推行。正是由于肃顺的大力推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于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戊午科场案也被视为晚清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戊午科场案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肃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败往往就潜伏在胜利底下，而肃顺“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戊午科场案扬刀立威后，肃顺加大了整饬吏治的力度，雷厉风行，持法严厉，令大臣谈其为之色变。但其时吏治昏庸腐败，已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肃顺如此严厉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面树敌，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辅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野心勃勃，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他五大臣或革职或遣，肃顺亲党陈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肃顺被砍头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丢掉脑袋的菜市口。
肃顺垮台后，朝中便有人想为柏葰翻案。慈禧太后素来痛恨肃顺，却也不敢轻易答应，只是谕令礼、刑两部对戊午科场案重新进行核查。经过反复权衡后，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上谕，只说当初肃顺等人擅作威福，因与柏葰平日挟有私仇，便借科场案之际，“以牵连蒙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责任，只不过量刑有点重，为柏葰奏请昭雪的官员未免措辞失当；又念及柏葰为两朝重臣，且办事勤慎，赐柏葰之子柏钟濂四品卿衔；之前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则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议”的罪名，降级调用；率先揭发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御史孟传金也饱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
戊午科场案后，直到清朝灭亡，再无大的科举案发生。不过，科场弊端并未就此结束。每到考试前，递条子、通关节依然成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为递条子而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时任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绍兴老家丁忧。当年刚好是大比之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刚好是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谊为儿子和几个本族子弟通关节。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决定在半路拦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赶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达苏州，停靠在阊门码头。早已经在苏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顺拿着一封写有关节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殷如璋。陶阿顺到达码头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交谈。莽撞的陶阿顺便擅自将名帖信函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后，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领神会，因周锡恩在场，不便立即拆看。而岸边的陶阿顺等了许久后，依然不见回音，不耐烦起来，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起来：“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事情由此败露。殷如璋不敢隐瞒，当即将书信连同陶阿顺送到苏州府审讯。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则被逮捕入狱，判“斩监候”（死刑缓期）。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周家反复用钱上下打点，周福清在死缓八年后，终于被释放，但周家也从此衰败。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