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命交给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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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从听见杨展的死讯开始，陈发根的脸色就变得惨白。这时更是嘴里低声喃喃自语。本来我初见他时，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患有精神病，但现在，在杨展死讯的冲击下，他一副马上又要犯病的模样。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了声：“陈老伯！”
他身子一震，总算不再说死了死了，额角渗着细汗，浑不像先前神完气足的模样，显得十分虚弱。他点着头，开始收拾摊子。他的手都是抖着的，拿上小包，把小亭子锁好，又从包里摸出粒药片，哆嗦着吞咽下去。我猜是镇定类的精神药物吧。
走过两条街，到就了他家。在一幢六楼公房的顶层，走进去是一间十平方的小厅，摆了张小方桌，两张普普通通的折叠椅，靠窗户的地方放了张躺椅，旁边的书报杂志从地上堆到了茶几高，对着的电视机柜上是个十八寸的旧电视，还不是纯平的。没看见空调，躺椅上方装了吊扇，现在还没到夏天，吊扇的三个翅膀被拆了下来，只剩下个圆轱辘。
我打量着屋里的陈设，看起来他是一个人住的。陈发根还是默默地不说话，先前一路上他就没再讲过一句话，现在还是不发一言，自顾自开门进来，往小方桌前一坐，直愣愣地不知看着什么东西发呆。
通常两个人在一起，长时间的沉默会令彼此都不舒服，哪怕是没话找话，也想要发点声音好填了“缺”。可是陈发根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反是等着他开口的我，越来越不自在起来。我忽地有些心寒，省起面前这人，可是有精神病史的，别看他刚吞了粒药，要是突然间精神病发作……
就在我熬不住想要挑起话头的时候，陈发根忽然抬头看我。
“我过去是个精神病人。”他说：“你来找我，肯定也知道我得过病。别担心，现在基本上是好了，就是情绪波动大的时候，记得吃粒药，没大事。我是没想到，杨展也自杀了。真是没想到，怎么会呢，完全没有道理呀。难道是我的一封信，你应该也看过了，只是我自己的忏悔，怎么能让他自杀了呢。”
我瞧陈发根的样子，不像是会瞒事情的人，就坦率告诉他，我并没有看过信，不知他信里写的是什么。
“原来你不知道啊，这事情，说起来就话长了。”
陈发根便从他还在武夷山市精神病院讲起，这其中的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但我并没有打断他，听他把自己的故事慢慢道来。
这陈发根自打1988年起，就进了武夷山市精神病院，对于自己因何发病，发病时的状态，他自然不愿意多提，只说自己发病的时候，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的区别，常常觉得自己身在梦中。所以到了1992年，特殊病区成立的时候，他就是特殊病区中的一员。
等到武夷山市精神病院里的医护人员齐齐自杀，医院并入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他也和其它病人一样，转到了南平。又过了些年，医院给他换了一种新药，居然颇见疗效，慢慢地好起来，到2000年，他出院了。出院时还不算是完全康复，但已可在家里治疗，又用了几年药，且药量逐年递减，非但别人看不出他曾是个精神病人，而且可以出去和人打交道，挣钱谋生了。
当年他得病的时候，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天经地义，都是真理。等到毛病一点点好了，病时的记忆都还在，回想起来，就明白了自己那时的荒诞可笑。而他在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最后呆的那段时间，尤其是身在参观病区的那一个月，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病好之后，他一边做着卖书刊杂志彩票的小买卖，一边打听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事情，连已经荒弃的医院，都重新回去过几回。他一个亲历者，这么去打听，很容易就知道了大概，当听说金院长等医护人员，都自杀死了，又听说许多参观者也自杀了，心中震憾之巨，难以言表。
于是，陈发根开始担心自己在这一系列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努力地打听当年的事件。最后，就打听到了已经退休的副院长头上。他找上门去，这位副院长倒也没有推托，因为当年的这当子事情，始终在心上难以忘却。姜明泉觉得最终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这位副院长也不是傻子，心里一样有疑惑。
这一番恳谈，并没有得出什么足以解开当年谜团的解论，却让陈发根知道了，当年他接待过的十七位参观者中，有十六位都自杀了，仅余一个名叫杨展的人。当时杨展在武夷山市的这段时间，住在亲戚家里。姜明泉查到这家亲戚，电话联系到已回到上海的杨展，得知他曾有过自杀倾向，但安然渡过了那段危险时期，于是在详细记录了杨展在参观时的所见所闻之后，就没有再和他有过联系。
陈发根觉得，这么多人自杀，肯定和金院长搞的这个参观有关系，而他呢，相当于帮凶。虽然当时自己精神不正常，但死了那么多人，歉疚感甚至罪恶感，山一样压在心里。于是他就生出了这么个想法，要把当年唯一的幸存者找到，向他道歉。
他没有求助姜明泉，一来姜明泉也只是知道杨展十八年前的电话，现如今早就不对了；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他心里有个秘密，让他面对警察的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他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杨展以求心安，但不想先对副院长说，更不愿直接告诉警察。
陈发根花了半年的时间，先是自己想各种法子查，后来索性花了几千块钱，找了个私家侦探，终于基本确定了杨展这位上海某大学物理博导，应该就是当年的那个小伙子。于是，就给他写了封信。
信的内容陈发根也告诉了我，其中有两个关键之处，是我原本不知道的。
其一，任何人在参观精神病院时，都会经历四个环节，其中让我觉得多余的第一环节的主角，就是陈发根。
其二，就是陈发根一直深埋心底里的秘密。同时也让我明白了，这第一环节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人，为什么会自杀！
第一个环节中，陈发根会请参观者喝茶。虽然当时他精神病未康复，还觉得自己在梦里，但他本就很爱喝茶，所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倒没出过什么乱子。而在进入这个环节之前，领参观者进来的医生或者护士，都会叮嘱参观者说，虽然将要见到的病人病情都很轻，但保险起见，对病人的一些要求，尽量满足，比如他会请你喝茶，你就算不爱喝，也最好喝几口，让病人觉得有面子受重视，有利于他的情绪稳定。
于是每一个参观者，都喝了茶。
茶是上好的武夷岩茶，可这茶里，是下了药的。因为陈发根是精神病人，所以金院长在往水里放药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提防他，被他瞧见了两次。浓茶本就苦，这点药味，很难发觉，顶多觉得这茶不怎么道地。
这药陈发根自己也和参观者一起，和着茶吃下去了。然后和参观者聊天，聊着聊着，他就觉得有点恍惚，有点迷幻，觉得自己又做起了梦。常常对面的参观者被护士请走，他还浑然不觉。
至今陈发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但是他猜想，这药物肯定对人的精神有麻痹迷幻的作用，精神病院要搞到这种药太简单了，事实上许多的治疗药物，就有这样的副作用。
吃了这样的药，然后在几小时里，不断地被人灌输说这个世界是场梦，形成了强烈的催眠效果。难怪每一个参观者在参观后，都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身在梦中。让阳明泉困惑不解的参观者自杀之谜，居然就这样破解了。
到此，当年的群体自杀事件，尽管离奇，但总也有了个能让人信服的解释。一群医护人员在长期和精神病人的深度接触后，发生了群体性精神问题，相信自己生活在梦中。为了让更多的人“幡然醒悟”，他们设立了参观病区，并且生怕力度不够，使用了某种精神类药物，促使参观者放下心防，从而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催眠，对病人和医护所言的“生活是场梦”深信不移。于是他们为了从梦里醒来，纷纷自杀。
告别陈发根，我返回上海，一路上我都在发呆。
当年的群体自杀有了解释，可是杨展和阳传良的死呢，怎么解释？
我现在明白了，那一天，杨展接到这封信后，为什么会长时间的发呆。因为他想不通，阳传良为什么会自杀。
原本，他以为自己当年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自杀欲望，都是受了那一次参观的影响。于是他把参观的所有程序，都原原本本地再次在阳传良的面前演了一遍，果然，阳传良自杀了。在他的心目中【。52dzs。】，也许这套程序里隐藏了某种深度暗示，足以让经历的人自杀。
但收到了陈发根的信之后，他愕然发觉，原来自己漏了最关键的一道程序——下药。
这才是一切的核心。当年自己之所以会打心眼里认同一切是场梦，会想自杀，不是因为紫色的环境，不是因为看的投影片，不是因为医生护士有意无意的明示暗示，不是因为那些神精病翻来覆去地说一切是场梦……或者说，这些都只是辅助的，如果他没有在和陈发根谈话的时候喝了下过药的茶，根本就不会相信什么关于梦的鬼话！
但是他没有给阳传良下药。他也让人演了第一个环节，甚至也喝了茶，喝的也是武夷岩茶，但是茶是干净的，茶里没有药。
照理说，阳传良应该完全不被影响才对。
杨展了解阳传良，他知道阳传良不是个容易被别人左右自己想法的人，就和他自己一样。而且阳传良的性格，又比他要开朗得多。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经历了这样一个缺失关键核心的“恶作剧”之后，自杀呢？
杨展想不通，我更想不通。
而且杨展还紧接着自杀了。
难道说，杨展是想通了阳传良自杀的理由，所以也跟着自杀了？
有什么能比看似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却依然找不出答案更憋屈呢。我已经把所有的线索都厘清，破解了十八年前的秘密，找到了写信的人，却还是猜不到阳传良和杨展为什么要自杀。
也许他们突然之间一起发了神经。有一次我在心里这样恨恨地骂。
总有些秘密你永远无法知道，日子还是照样一天天过去。转眼间近了年末，再有一个月就是2011年，离传说中的2012世界末日就剩一年了。哈哈。
午后有阳光，冬日里的阳光，最暖和不过。
我和梁应物在陕西北路上的一家星巴克喝咖啡，他是我多年老友，有一阵没见了。
大号的马克杯里装满了榛果拿铁，很多糖浆，很厚的奶油。喝一小口，嘴唇周围就沾满了白色的奶油，要用舌头舔一下。奶油在舌面上化开，甜香沁入腹中，一下子吸进的空气都变得舒缓恬淡了，配着这样的时节这样的阳光，再妥贴不过。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梁应物斜靠在小沙发上问我。
这个问题让我一瞬间有些恍惚。曾经我们经常这样互问，那时我们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好奇，任何新的发现，新的事件，无论是有解还是无解，都能让我们津津有味地分析半天。
然而他供职的那个机密部门，虽然可以接触到全国范围的特殊事件，但限于内部纪律，无法向外透露，往往他把关键部份说得含糊不清，让我极不过瘾，但又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他说到这样的程度，已经越界了。
由于我总是不停地遇见这样那样的怪事，所以逐渐地变成我说得多，他说得少。随着他在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