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逐鹿-第6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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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及池鱼’了。 在治下地各种阶层、各种势力之间，努力寻求某种形式的均势与平衡。 本来就是当权者施政地核心要诀之一。 （可参见 第五十五卷 第二章 等等章节）
杨青遇袭一案，在雷瑾以及一干谋士智囊们看来，就是地方上那些植根于宗族村社的乡宦生员豪绅地主，已经渐渐忘记平虏侯的刀有多快，随着野心的滋长，部分人已经敢于铤而走险的偷偷挑战西北的律法与权威，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苗头。 也暴露出西北治下地一大治理隐患，必须及时将这种苗头强力打压下去。 问题在于，‘皇权’只能及于县，在这种帝国社会常态下，再锋利的快刀也难免陷入鞭长莫及、有心无力的窘境，当下亦只能以怀柔手腕徐徐图之，慢慢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目前却是不能操之过急了。 处在两难之境中的雷瑾。 也是深觉此等事相当之棘手，任是英雄盖世枭雄无匹，也不可能与大多数人的意愿对着干，逆势而为。 况且面临鞭长莫及的局面，纵是有力亦难施展，他唯一正确的选择也只能是隐忍待机。 这对于长期大权在握的雷瑾而言，是相当难以忍受地。 他为此愤懑，为此郁怒，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杨青一行死伤累累的事实，匪徒悍然劫道杀官的行径，即便是雷瑾也要为之赫然震怒——四川已经平定多年，匪患绝迹，四境晏然，而且还是西北幕府的膏腴腹地，现在居然出了这样恶劣的事儿。 能不震怒么？这是对西北幕府治下律法与权威地公然挑衅和藐视。 也是对平虏侯的公然挑衅和藐视，孰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 雷瑾虽然暂时无法解决所有深层的问题，但如果只拿杨青遇袭一案的那些幕后主使祭刀，杀鸡儆猴的话，却也不在话下——虽然，幕后的主使者们绝不会留下什么把柄和手尾让官方追查到底，但是权倾西北的平虏侯铁了心要杀一些人的话，又哪里需要事事铁证如山呢？激怒了雷瑾，那些幕后主使者们将来一定会后悔，自古君王欲杀人，又何尝需要多少确凿证据呢？嫌疑就是最好的证据！
只是，雷瑾虽然知道当下需要忍耐和克制，他这心中却极是不甘，这愤懑，这郁怒，便象烈火烹油一般在心中熊熊飞腾，纵是一夜荒唐，在若干处女的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宣泄，仍然咆哮汹涌，无法遏止。
愤懑填膺，杀意森森！
若是换作另外一个修为近似地武者，如此这般恣意放纵内心的七情六欲，不予驾驭，不思调控，非得落个走火入魔、炁岔奇经地下场不可，修为退步那都是轻的，一个不好就是形销神散。 但雷瑾所修诸法中，‘邪宗’根本法门‘邪帝无上’却是以七情六欲为资粮的邪道无上方便法门，偏出正轨之外，不在常理当中，越是放纵情欲，越是威力无穷，而且对手的七情六欲亦可因势利用，诡变出奇以克敌制胜，因此放纵七情六欲对于兼修‘邪帝无上’心法并以之统御协调其他上乘心法的雷瑾而言，从来都不是修行上的禁忌。 甚至可以说，雷瑾满腔的愤懑郁怒，一半确是因为杨青遇袭一案所引起，另一半却是他蓄意借此机会，恣意放纵内心情绪欲望所致（对‘邪帝无上’心法的修行，雷瑾当下将将处在一个即将突破而未突破的关窍上，借助某些外力或者机缘冲关破窍正当其时，杨青遇袭一案的六百里急报恰在这个当口送达，简直就是渴睡时碰见枕头，正中雷瑾下怀，岂有不善加利用之理？）
思绪万千，两包‘郑世宽’烟丝很快就被吸完了，雷瑾心绪稍平，将熔岩地火一般奔涌咆哮的愤懑郁怒一一密藏于心底，行若无事的径直离开起居寝所，他要去完成每日的例行早课，毕竟今儿个需要他亲自处置决断的事儿可算是不少，能够早一点完成早课的话，时间上也能够充裕一点。
第五章（下）
长安秦王府。
雷瑾处置公私事务的书房，向来以清雅、典致为重，不尚奢靡繁华，仅在房间角落点缀了一些花架、案台，摆放着三五件古玩、花卉而已，这也是他世家子弟的习气使然。
偷得一时空闲的雷瑾，这会儿正在捧册翻阅，他手边的卷宗则是近三个月以来的〈舆情汇纂〉。 这是由内记室、长史府、监察院、审理院等衙署联合汇总并定期整理上报的官方内部机密文牍，它主要以内务安全署近三个月内搜集列档的谍报、线报为底本，兼用通政署‘说唱曲艺巡演局’衙门、税课提举司‘税务巡检局’衙门、度支司直属‘监察处’、银钱总署直属‘银钱钞务侦缉巡查局’等等与谍报搜集事务密切关涉之衙门官署，于近期上报的相关档案卷宗，甚至于民间报房在‘邪抄’、‘小报’上刊载的新闻轶事也不乏被〈舆情汇纂〉编纂者采用的例子。 〈舆情汇纂〉与〈形势汇纂〉以及〈军务简报〉、〈政务简报〉、〈谍情简报〉之类的官方机密文牍不同，它侧重于对西北治下各地府州县民情、舆论的搜集汇总，这其中各色人等的街谈巷议当然也在搜集汇总之列，而间谍学院、斥候学院的谍报分析行家则在内记室的组织下，对汇总的种种民情、舆论加以梳理分析，综合总成，并另文附录呈报，以备上位当权者们翻阅参考，而整个西北幕府治下。 能够看到这类文牍中所有机密内容的官员，仅限于平虏侯首肯，内记室授权地那一部分人员，而其他人员，不管位阶、官阶高低，都只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看到经过删减后的一部分机密内容。
近期。 雷瑾特别关注的重点是‘一县之政治’，再加上监察院巡访使杨青遇袭这档子事在当下发生。 使得他现在更加关注与‘县政’有关的一切谍报和‘舆情’。
此前杨青一行的遇袭，在雷瑾看来，是根子上出了问题。 杨青遇袭案从表面上看，是一县之政托付非人，以致地方上官绅勾结，沆瀣一气。 某些地方宗族村社势力过度的膨胀，乃至于造成部分人野心膨胀。 竟然在利益驱使下铤而走险，在半途上悍然袭击监察巡视官员；但从根子上追究，则从一叶而知秋，西北治下地‘县政’，肯定普遍存在某些共通的弊病和缺陷，日积月累之下，即使不出现这一次地杨青遇袭案，或迟或早也会出现类似的官吏遇袭案件。 当下确是有必要对各州县的‘县政’整饬矫正一番，并在治标的基础上寻求更有效的治本之道了。
当今西北的‘县政’需要在整体上加以整饬变法，加以监管规制，以遏制种种弊病的蔓延侵蚀，从而稳固西北地根基。
雷瑾萌生这样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 只是当下更为完善清晰罢了，而在这等想法之下，对于舆情的重视，雷瑾自然也迥异于其他人，毕竟他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
〈舆情汇纂〉上刊录了不少民间的‘街谈巷议’，其中一则是一位‘税务巡检局’的小吏与其友人在酒肆中的闲谈，其人言谈恰好涉及到一县之政，这引起了雷瑾地兴趣。
中土自秦、汉以降，历代皇权通常只及于县。 县衙一般就是中土帝国最底层的一级官僚行政衙署（明清两代。 分设于关津要隘等处，弥布天下的‘巡检司’。 实际上是将皇权延伸了一部分到县以下的墟镇乡闾，毕竟任何皇朝的朝廷都不可能将县以下的治权完全拱手让给地方宗族乡绅掌握，官府即使不能全盘掌握之，也会想方设法尽量加以控制，所以‘皇权只及于县’地说法并不是绝对的）。 朝廷命官，只到县衙官吏为止。 在县以下，一般不再有正式的衙门和职官（县丞署以及巡检司的官署，都可以分设于县治以外的重要墟镇或关津要隘，这时则可视同为县衙在县以下的派驻官署，此种情况在全国而言还是较为普遍，尤其是巡检司官署，全国州县多有在州治、县治以外的关津要隘等处设官署，置弓兵的例子，职掌稽查行人、追拿逃军逃囚、巡防治安、缉捕盗贼、镇压寇乱、打击走私等事，拥有相当的军政权力。 而关津之外，私开矿业处所、商贾辐辏之地、夷汉杂处之地、州县交界的偏远之地、流民往来集聚之处等，都有巡检司地设置。 巡检司不仅设于城镇，亦设于乡村；不仅设于繁华之地，亦设于荒僻之处，或山林深阻、或地僻人稀、或湖水广阔、或山荒湖漫，地面是否“紧要”，是设置巡检司地主要标准，皆以治安问题为核心）。 由此可见，一县之政治，承上启下，上连整个庞大的帝国官僚行政组织，下接众多地基层宗族村社和普通百姓黎庶。 中土之内，官与民的种种联系、冲突、对抗、矛盾、上令、下达、调适、妥协、利害、依存、整合、分裂，无一不是通过县衙的运转而呈现、而反映。 一县行政之优劣，实乃天下气运命数之所系，它作为民心向背之根底基石，国运王祚皆赖此以存续，不可谓不重要，不可谓不繁杂，然而县政本身，却往往最易为当政柄权的衮衮诸公所忽视，更难以入天子之青目，这也是事实。 哪怕是人人都知道‘县政’的重要，但一落到实处，却往往个个熟视无睹，苟且因循，其中之原因就在于县政本身繁难琐碎，管辖治理都是措置为难，甚为不易，又是远离朝廷中枢的底层官署，州县官员在任上做好了不见得有功，做不好却肯定有过，就是州县官员们有心勤政，上上下下也是诸多掣肘。 不好施展手脚。 而县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集吏、户、礼、兵、刑、工等各项职司于一身，事务繁杂，设员又少，除少数朝廷命官之外，绝大多数在衙门当差办事的人员。 如书吏、皂隶等胥吏差役都是地方百姓，县以下地乡村城镇则多是里甲、父老、粮长、乡绅等等这类地方人士率众领头。 出面治理和维持乡里村社的秩序。 一县之行政，亦必须取得并依赖地方上宗族村社的配合与合作。 由此，一切官场与民间的积弊和陋规，便得以在其间孕育发酵，一遇风云，即成祸乱的渊薮，历代以来百试不爽。 且难有彻底化解之道。
总而言之，底层县政的清明畅达与否，即是国运王祚兴衰之肯綮关节。 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若以治国平天下而论，一县之政即是人事的根本，所以历代地明君贤主，无不重视对州县官员的选拔任免，往往不辞辛苦地亲自把关。 以免托付非人而致县政昏乱，进而动摇国本，但那些明君贤主，至多也不过就是在州县亲民官员的任免上尽可能的选贤任能，如此而已，毕竟在县政上。 古今君主们鞭长莫及的现实，是无法改变的，而历来明君贤主又总是那么稀缺。
那位‘税务巡检局’小吏与其友人在酒肆中的闲谈，聊到了不少与‘一县之政’相关的见闻和见解，而这恰好被通政署地耳目听到，给报了上来。
区区小吏就敢在大庭广众之上，与人抵掌倾谈，私议朝政，谈论‘国事’，略无顾忌。 不把朝廷的禁令放在眼里。 如此这般倒也不是西北幕府在雷瑾治下就特别的开明大度，而是近世以来。 这等私议朝政，谈论‘国事’的言行，已然泛滥朝野，几成帝国之常态。 且不说那庙堂之上的朝臣们是如何如何的在皇帝驾前以头抢地犯颜诤谏，甘受廷杖加身之苦；就是这乡闾之间，乡民野老私议朝政，谈论‘国事’，近世以来也不过是等闲事罢了。 民智渐开，愚昧渐消，朝野习气既是如此，正是法不责众，有司则是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