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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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地走来后坐在清澈的泉边无力喝水的人群。但是今天，当巨创已经结痂，当思考已经疲倦，当必须在严峻的直面中才能打发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的时候，浩浩而来的开发热又使他们走进了新一轮的体验、新一轮的思考：现代文明的冲击会不会带来人格分裂的危机？经济改革的强力会不会造成不堪负重的生存压力？现代人的高标准会不会衡量出西部人群明显的缺憾而让他们焦灼不宁失去信心？财富的武装虽然还没有条件变成可触可摸的生活现状，但财富的刺激是不是已经让他们丢失了自我、丢失了魅力？严酷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意味着西部人将有可能拿到走向现代化的钥匙而不必继续神情恍惚、六神无主，将有可能使自己从一个“西部人”变成一个现代人而不必继续领有历史的沉重感和抗争命运的孤独感。是的，仅仅是有可能，因为一切的成功——现代化也好，现代人也罢，都依赖于人的高素质。而现在的西部人，一方面面对着遥遥在望的金银财宝，一方面又面对着自身的素质危机。当最宏丽的事业必须要有最优秀的素质来成就的时候，拿着鲁迅的处方改造我们西部人的“劣根性”便是当务之急了。

第十五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3）

西部精神

有一种精神叫西部精神，有一种“西部”是精神的西部。

审视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从时间上划分，既有历史的西部精神，也有现代的西部精神；从人群的结构上划分，既有外来人口的西部精神，更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

对于历史的西部精神我们当然不必追溯到古代。古代西部尽管有着莽原一样平坦的巨山，一样超拔的精神平台，但那种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为主要内容的战争行为，并不能鼓动和启示我们今天的生存信念，更无法改变和促进我们今天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生存方式。所以有必要说明，我所说的历史的西部精神中的“历史”，仅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们国家有过多次支援大西北的行动，比如大批干部的西派西调、内地工厂的整体西迁，底层移民的西进开荒，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边运动——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端就是支援大西北，它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就有许多青年去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那时候的特点是：国家需要、政府号召、集体行动、个人服从。个人的浪漫情怀、理想色彩以及自我追求、生活选择，都要放在国家需要和集体主义的前提之下。所以历史的西部精神，应该是以建设边疆、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生命奉献，是集体英雄主义前提下的自我实现。其中不乏浪漫，不乏理想，不乏真诚，不乏感动，不乏筚路蓝缕的开拓功绩；也不乏伤情，不乏悲剧，不乏失败，不乏岁月蹉跎、青春虚过，不乏“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的理想破灭。但不管是寸功不展、坐困以待的，还是功成名立、锦旗报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运左右着人的命运，环境支配着人的功败，正所谓：“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大马强，小马壮，高山挺，石自坚。”这些从历史的尘烟中沿着命运的轨迹走到今天的人，特别地喜欢怀旧，一有机会就会把感情沉浸在已逝的岁月里一唱三叹。2003年春天，我在青岛参加了一个老拓荒人的聚会，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回忆过去的事，吟唱过去的歌，到最后竟一个个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亮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

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

这是产生于1955年的《勘探队员之歌》，老拓荒人都会唱。这是社会赋予一代人的情怀，是那个时代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激动。这一代人到了西部，就成了永远的西部人（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晚年常常要落叶归根，但在感情、事业以及和单位的隶属关系上都还是西部的一部分）。他们挣钱吃饭在西部，成家立业在西部，生荣死夭在西部，甚至在给儿女起名字时也尽量表现出一种符合时代风尚的倾向：张建青，就是建设青海；李建宁，就是建设宁夏；常爱新，就是热爱新疆；王兰生，就是兰州出生；赵改荒，就是改造荒凉；陈戈花，就是戈壁之花；刘志疆，就是志在边疆。孩子是人的最爱，自然要用最美好的愿望来命名。尽管这种愿望里不免也有无奈和被动浸透其中，但更多的仍然是以社会需要为驱策的主动行为和昂扬精神。这就是历史，就是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豪迈和充实也带来了苦难和虚妄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和历史的西部精神相比，至少在理念上我们应该相信，现代的西部精神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情不自禁的投入，是对生活目标和存在意义的一次追问和肯定，它让个性变得重要，让生活多了一些悬念，让行动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少了一些平庸，多了一些崇高。近些年从内地走向西部的人许多都是多少有一点现代意识的都市知识青年，他们的生命激情一般都建立在温饱之上、生存的保障之上，这样的激情献给谁？献给家庭，献给柴米油盐醋的庸常生活，献给面积日见庞大、活动空间却日见狭小的内地城市，好像都容纳不了，而且也不甘心，那就献给西部吧。概念中的西部是博大而宽松的，那里的一切都是初级阶段，那里有太多的空白点，有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什么样的激情都可以容纳。“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毛泽东的这句话至今还在激发着他们的想象，还能成为鼓舞和驱使他们走向西部的理由。他们作为新一代的西部拓荒人，意向中的事业宏大而抽象：拓土地之荒，拓企业之荒，拓品牌之荒，拓生命之荒，拓精神之荒。总之，就是想干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想过一种别人不敢过的生活。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生在世，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但实际的状况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他们必须立足并企求个人有所发展和创造的城市，早就不是“一穷二白”的面貌了，内地拥有的它全有，包括市场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也包括人群的拥挤、机会的难得和理想工作的难找。不久他们就明白，真正需要他们的仍然是边远的农村牧区，只有在那里，才会有不仅是概念中的也是事实上的博大和宽松，才会有太多的工作空白点和太多施展拳脚的机会。问题是，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会让他们志得意满吗？会带上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成为一代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情不自禁的投入吗？会让生活多一些悬念、多一些崇高，而少一些平庸、少一些碌碌无为吗？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理念中与期待中的西部精神和实际需要与必须体现的西部精神往往是南辕北辙的，包括西部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永远不可能让浪漫的都市知识青年一来就是老板，就是领导，就是叱咤风云的英杰，就是痛饮黄龙的胜利者。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都得从脚下开始，都得从最庸常、最平凡、最底层、最基础、最琐碎、最不起眼开始。和意向中事业的宏大抽象、独领风骚完全相反，你必须要干的恰恰是别人早就干过的事情，必须要过的也恰恰是别人早就过过的生活，你不可能是个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你只能在别人开垦过的土地上开犁播种。你的成功也许仅仅在于别人由于天灾人祸只收获了一百斤，而你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稍一用功就收获了一百五十斤。能用一生的惊喜和好奇去做别人不想做和做烦了的事情，也许这才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才是“人生在世，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的最好说明。

然而，不管是历史的西部精神，还是现代的西部精神，我们只谈到了外来人口所具备和所应有的精神状态，而丝毫没有涉及本土的居民。本土的居民作为西部人群的主流，对这种只要活着就必须体现的精神有着本能的张扬和先天的自觉，他们在不经意中让西部精神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和一种文化人格，让我们在领略这一精神的良辰美景时，不仅能看到作为精神载体的人的种种情状，还能看到西部的自然和西部的文化在塑造本土人格方面的淬化作用。西部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气质所拥有的无穷魅力，也就在自然和文化的背景上有了结实而有力的凸现。这种凸现表现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都是乐在其中的，都是信仰的实践者和自然的朝觐者，都不会改变感情的走向，感情始终都是专一深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精神应该是一种人格精神，是一种对西部人的生存状态、情感表达和信仰方式的概括与描述。

对本土的居民来说，西部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乡土的感情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又滋生发育了越来越浓厚沉实的感情。很多情况下，感情就是精神，或者说有感情才会有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生命和西部土地的融洽上，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最严酷的条件下相依为命、合而为一的状态中。比如青藏高原，其地理特点一是高峻，二是寒冷，因为高峻，它缺少氧气，因为寒冷，它稀有物种。但这并不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永恒的对抗当中。恰恰相反，正因为环境艰苦、气候恶劣，人与自然才有着更为强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启示我们，人只有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水的一浪、山的一石、树的一枝、地的一壤，才可以绵绵瓜瓞似的繁衍生息，才可以几百年几千年地以严寒为家、以缺氧为侣。在这里，依附就是一切，人的全部精神都体现在依附自然并且好好活着的漫长过程中。

我在平均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地区，多次看到过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在这个年龄上都还能干活，都还活得很健康、很愉快。我相信，在他们的体内一定有抵抗高寒和缺氧的遗传基因。而在藏北高原的文部区当穹乡，次桑老人活到了一百零六岁还在放牧捡牛粪。采访他的人说，他虽然出生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草原牧场，但生理机能从小就适应了高原的气候和缺氧的环境，加上他本人有着良好的劳动习惯和愉快的心情，所以就成了生活在雪线之上的老寿星。对雪线上的人生来说，活着就是精神，是第一层的精神；健康地活着更是精神，是第二层的精神；长寿地活着自然就是第三层亦即最高层的精神了。但无论是活着，还是健康着、长寿着，都是精神现象的表面形态，而精神形态的内核则是感情对土地无条件的眷恋和生命对自然绝对的依赖。

依赖既是功利的、世俗的，也是理想的、宗教的。尤其是在青藏高原，宗教的依赖往往把“万物有灵”的信念看成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唯一准则。这个准则把自然作了完全人格化的处理，人的环境不再是简单的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