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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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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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干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干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交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色”;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希特勒脸色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操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操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射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棍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1922—1923(1)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