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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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4）
整个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本机关之官员。”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务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故，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从早到晚”，赫姆利希回忆说，“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领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11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他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一位最有声望的追随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馆，企图设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笔款子，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体未愈，尚需重剂服药，但仍竭尽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联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200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应在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的承诺。作为报答，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此举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怀疑一个在学习“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是否能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呐喊。“从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1924—1925年间戈林与纳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发现，由本·埃·斯维林根译成英文。它不但为现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这一时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早期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们不应该相信国社党没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会执政。他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党由于支持像南第罗尔那样失去民心的事业必然会面临的窘境；他也指出，仅仅用200万里拉墨索里尼将会获得多大的好处。“为此，你将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吹大擂。另外，这200万里拉最迟在5年内便会被归还。”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11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承诺（恐怕从未借出200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
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全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两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狱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给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怎么办，想干点儿什么。“我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多高兴呀，又坐上车了！”）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坚决想再活25年！”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桂花圈。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起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作出估价。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12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岐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将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也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这个印象，即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时来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这个思想仍在缠绕着我！”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便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为了重新取得一个公民的沉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圣诞之夜访问汉夫施坦格尔夫妇。他们已迁至伊撒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宽敞多了。这个区靠近赫尔佐希公园，环境可爱，住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声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进钢琴室后，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然后几乎恳求般地说：“汉夫施坦格尔，给我演奏《利贝斯托德》吧。”在汉夫施坦格尔“使劲地演奏完经李斯特加工后的《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才开始放松。赫仑纳将新添的女儿赫尔达带了进来。希特勒朝婴儿哼唱了一阵，然后为发生在乌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边说，一边环视琴室。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转头后望。“对不起”，他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