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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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晋察冀边区。
百团大战打响后,沙飞跟随一分区杨成武部亲抵前线采访,拍下《围攻井陉矿区》《工兵爆破井陉矿区》等战斗场面。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瞬间。这时,父亲得知沙飞去了前线,为他的安全担心,着人通知他赶回来,随指挥部行动。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沙飞赶到洪河漕村,恰逢父亲派一位老乡去石家庄送两个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场面深深打动,敏锐地抓拍了《将军与孤女》(即后来中日两国间广为传颂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聂荣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军》等一组照片。沙飞当时就预言道:“这些照片,现在不算什么,30年后,会发生作用的。”
父亲非常关心沙飞的家庭生活。父亲在延安参加整风期间,偶遇沙飞的前妻王辉,得知他们1936年由于误会而离婚。父亲支持他们破镜重圆。同时在周恩来、邓颖超和我父亲的共同关心下,沙飞明确表示愿意复婚。1945年6月,王辉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在父亲的关照下分配到晋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6)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
“我最爱中国女排”(1)
我常常想,父亲这一生,其实是拼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凭着一种信仰,在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杀头牺牲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拼杀,义无反顾地冲锋,用20多年的时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拼搏,这一回父亲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短短的时间里,爆响了原子弹,飞起了导弹,卫星上了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的奇迹。
这一切,全都是拼搏而来的。
不知疲倦的父亲,最欣赏的就是那种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八十年代初,体育界有一支团队成为中国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女排。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父亲对女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父亲所钟爱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关注着女排,他对女排的自强不息和奋勇拼搏精神,备加赞誉,女排代表了一种活力,一种健康向上的气质,还有不服输、不怕苦、不畏强敌的勇气。在父亲眼中,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尤为需要。女排精神和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生动力量。
1983年初,曾经为中国夺取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冠军的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杨希等老队员光荣退役,3月初,国家女排调整阵容后,在北京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的最后一场,父亲一直看到最后,中国队获得了三比零的胜利。关上了电视机,父亲仍然是兴致勃勃,连声赞叹。我想,既然父亲那么喜欢女排,我们不妨邀请她们来家过“三八”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父亲表示赞同。
“三八”妇女节那天下午,经过联系后的国家女排部分队员,在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看望父亲。
姑娘们尚未来到时,父亲就在客厅里等候,桌子上摆上了家乡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东西。女排姑娘们到了,她们一进门,父亲就满面笑容地大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
这真是一次节日般的聚会,姑娘们个个笑容灿烂,格外招人喜爱。父亲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亲就像当年接见战斗英雄一样,眸子里流露出亲切、自豪、疼爱的神色。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爷爷,在欢迎自己的孙女凯旋归来。
袁伟民代表国家女排,把一个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赠送给父亲,大声说:“女排全体同志问您好,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赛容易激动,少看为佳。可是,父亲却说他会保持正常心态,不致大喜大忧而影响身体。在他的坚持下,医生们只好让步。
其实,我明白了,父亲本人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学习女排精神?晚年,他身体状况差,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拼搏。他在咬牙坚持。坐上轮椅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锻炼,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扶着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时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后抱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站不住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拼搏和坚强的意志,体弱多病的父亲活了93岁。
“我最爱中国女排”(2)
父亲说,他非常感谢中国女排,给他带来精神力量,带来战胜疾病的力量,带来愉悦和陶醉。
而我们的女排,在20年后又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给国人一份新世纪的惊喜。
关于女排姑娘赠给父亲的那个排球,父亲去世后,军博的人来家里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个排球。他们同时拿走的,还有不少珍贵的东西,都是父亲生前的纪念物品。有人说我“傻”,没留个心眼儿,把那么多好东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说我像父亲一样厚道,不计较这些。
现在我想,把那个代表着拼搏精神的排球放到军事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激动,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