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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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强调说,这次试验要更认真。现在看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全面考虑和检查。6月13日综合预演后,还要对产品总装认真地作全面检查,保证安全可靠。对遥测站消除干扰问题应进一步研究解决。对经常出现的示波器和相机卡片,也要重点检查。
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的目光又望向父亲。父亲明白了什么,对他微笑了一下。果然,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想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
父亲干脆地回答:“义不容辞。”
参加这次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和父亲3人,此时已经被当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可以说是自顾不暇了。
但父亲这时候到了“一心无他”的地步,他就盯着氢弹。
出征之前,我的父亲又病了,发烧,浑身不适。但他没有声张。“文革”以来,他经常生病,不知是不是与红卫兵们对他的“火烧”、“炮轰”有关系,反正他的体质越来越弱了。我和母亲着急也没用。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1)
6月14日上午9时,父亲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特意赶到机场送行。两位老战友用信赖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也许他们都明白,两人肩负的担子是何等的沉重。
叶剑英说:“又辛苦你了。”
父亲说:“你在北京坐镇,担子也不轻。”
这是父亲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去核试验基地。此行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随父亲去核试验基地的周均伦秘书说:“我们是上午9点钟从北京起飞,在空中飞了5个半小时,那时在飞机上看,一片黄土高原。我们坐的专机,专机上有一张床,聂帅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帅还发着烧,前几天温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还37度多,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试验很重要,他亲自去了。”
下午1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
父亲到了马兰飞机场,张蕴钰、李觉、郑汉涛、张震寰他们都到机场去接,当地的时间跟北京的时差相差了两个小时,到了那里,正好吃中午饭。周均伦回忆:“ 吃完中午饭,聂帅第一个就要看降落伞。在氢弹空投以前,进行冷弹试验。氢弹有多重,用水泥模拟弹的重量,从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时候,投一次还不行,要投几次。有一次投的时候,降落伞的一根吊带断了。这样,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险,偏离方向。在北京的时候,就报告了这个情况。聂帅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刘长明(聂帅办公室主任)、陈兆保(警卫参谋),还有我跟着他一起去检查。把原来坏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好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马兰礼堂)。聂帅问得很仔细。技术人员告诉聂帅,这降落伞有什么缺陷,不过我们把毛病找出来,现在都加固了,不会有问题。听了汇报以后,聂帅认为都比较可靠了,这才放心。”
晚上,父亲不顾5个小时飞机的颠簸劳累,听取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刘长明主任回忆:“在汇报当中有个问题,在氢弹上面有个垫片找不着了,原因就是工艺上不严格。他们告诉聂帅,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问题。聂帅听了以后,一再追问,详细了解情况,说相信你们采取了措施,绝对不会有问题。同时强调,你们不要小视这工艺,搞尖端武器,这工艺特别严格。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父亲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父亲又两次听取郑汉涛等领导同志的汇报。16日下午,父亲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他认真观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型飞机,并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坚定地回答:“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父亲用力握住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好,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6月16日晚上,父亲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周均伦秘书回忆:“那里蚊子特别多,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在那里散步,他们讲蚊子厉害,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脸上每个人弄一个纱罩。蚊子叮着你以后,你拨弄它,它都不飞,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聂帅身体不好,到晚上温差很大,给他披了棉大衣。”
当天晚上,父亲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确定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第二天凌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到达指挥所时,天已破晓。早晨的天气很好,一片晴朗,仅在靶场上空飘浮着一片卷云,确是试验的难得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周均伦秘书回忆说:“指挥部设在一个帐篷里,附近还有一个堑壕,那是掩蔽壕,因为核试验有三大杀伤威力。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光辐射,还有一个是放射性沾染。我们在掩蔽壕里面主要防止冲击波,大家都下去了,老帅也下去了。”
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2)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的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挂,这一奇特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人们从指挥部、从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
周均伦秘书说:“氢弹一爆炸,我们都高兴得很,都跳出了掩蔽壕,我和护士欧阳等年轻的同志先跳出来。我们站在掩蔽壕的上面,氢弹一爆炸,一股热浪就是冲击波冲过来,要把我们吹倒。离我们大概100米左右,指挥部的帐篷都吹倒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父亲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军事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次试验的几张历史性照片,其中也有这张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得多的伞状烟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欢呼声中,父亲让刘长明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
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很快就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父亲对身边的张蕴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他的意思是,氢弹的当量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威力,在作战实用时完全够了。
这时,父亲已经来到指挥部,帐篷是临时扯起来,还没有弄好。到那里父亲赶紧要通北京的电话。先给周总理报告,讲这氢弹试验成功了,科学家初步计算,氢弹爆炸是300万吨左右。周总理说:代表毛主席、代表国务院、党中央向在场的人表示祝贺。父亲又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讲,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
父亲走出指挥部帐篷,回到阵地,大家还在欢呼。父亲向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叶剑英的祝贺。
1967年6月17日11时,父亲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3)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