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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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
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25〕“思想界的权威者”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
《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
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
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26〕秋士（孙伏园）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
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
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给高小学
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
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
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27〕“请君入瓮” 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
载：“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
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
‘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
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28〕《音乐》 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
月十五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耳《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29〕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
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30〕“暂署佥事”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
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
〔31〕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
“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傅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
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
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
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
“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32〕盐谷氏 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
学教授。
〔33〕《红楼梦》 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
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34〕森槐南（1863—1911） 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
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
种。
〔35〕《汉魏丛书》 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
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36〕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
史的重要资料。
〔37〕《唐人说荟》 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
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
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38〕《太平广记》 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
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
四百七十余种。
〔39〕塞文狄斯 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
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
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
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
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
res）所记述的一个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会见一些爱读塞万提斯著作的法
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
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
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
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会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
塞万提斯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
〔40〕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
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
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
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
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
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
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41〕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
本，开明书店出版）。
〔42〕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
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
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
的。”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
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
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十
一月十四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
《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
《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
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
所作。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
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
活。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43〕曹锟贿选 参看本卷第66页注〔7〕。
〔44〕彭允彝 参看本卷第159页注〔6〕。“代表无耻”云云，是当时北大教
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
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
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
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
〔45〕云南起义 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
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46〕国民军 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
佩孚的一系；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
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47〕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
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
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作者于七月三日与教育部别的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
乱平后于十六日返部。
〔48〕炸大 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
兼答SSS君及其前辈》（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
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
大无外。”
〔49〕“教训” 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
“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
古书与白话〔1〕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
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
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
起的思想，就是“异端”〔2〕，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
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3〕，必须排除的，
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
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
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4〕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
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
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
〔5〕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
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
〔6〕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
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
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
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
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