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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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教我欣羡佩服。
记得自己留学时候，
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
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
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
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
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
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
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
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
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
〔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
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
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
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
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18〕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
寥的几件。
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
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
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
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19〕的“流言”，其实却
躺在家里，托福无恙。
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
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
这实在也就是所谓
“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
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21〕。
“北京
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
款〔22〕，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
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
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
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
〔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
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
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
能够多买书籍。
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
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
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
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
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

　　〔24〕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
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
为什么呢？要
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
的藏书也未必够用。
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
　　“就以‘四书’〔25〕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
‘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
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
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
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陈源教授所推许为
“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
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
”〔26〕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
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27〕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
“七经”，“六艺”，〔28〕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
但
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
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
由此想来，那
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
他“家
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29〕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
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
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
例如李仲揆教授的
《生命的研究》呀，胡适〔30〕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译诗
一首呀，西林〔32〕氏的《压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发表
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
但是，翻下去时，不知
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
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
收罗许
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
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2〕陈源　笔名西滢，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3〕《现代评论》　参看本卷第79页注〔4〕。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
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
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
”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
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
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
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
种种言行所作的辩护。

　　〔4〕“可惜”　此语原为陈西滢对于鲁迅等七教员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的宣言的讥评。
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
表的《闲话》中说：“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
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这是很可惜的。
”
　　〔5〕五色旗　民国成立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
色横列。

　　〔6〕请酒开会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曾一再利用宴会方式，拉拢教员，策
划压迫学生。
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后，女师大进步师生另在宗帽胡同
租屋上课，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复校。
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
学也用宴会方式宴请所谓“教育界名流”。
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在席上成
立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次日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于十二月十
六日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攻击女师大进步师生说：
　　“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
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
”这里就是针对他们而发。

　　〔7〕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十九日派专门
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备。
刘于二十二日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流氓和老妈子殴曳学
生出校。
这里是对此事的讽刺。

　　〔8〕塞文狄斯（M．de　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
芮恩施（P．S．Reinsch），
民国初年美国驻华公使。
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
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内，曾引芮恩施的话来作为“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
观”的论据；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很大的学者”。
这里所说“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
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9〕“邻猫生子”　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
“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
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
　　〔10〕“如苍生何”　语见《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
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人常用的“斯人不
出，如苍生何！”一语即由此而来。

　　〔11〕沙滩　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
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
京地名。

　　〔12〕大琦　即王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
曾任
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13〕他“家翰笙”　指陈翰笙，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
授。
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临
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
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
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
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表《做学
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时，称他为“‘吾家’翰笙”。

　　〔14〕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
庄士敦
（1874—1938），英国人。
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一九一九年起，
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
一九二四年春夏间，曾与金
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十一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2胥等于十二月护
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是个长期在我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15〕章士钊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办《甲寅》周刊
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
陈西滢在文章中常亲昵地
称他为“孤桐先生”。

　　〔16〕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
府举行示威游行。
群众对于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
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
（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
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