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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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说，你放心吧，这绝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是发的奖金。奖金能发这么多吗？但她不愿意多想，所以无论如何，慕绥新也不能在她面前形成一副贪官的嘴脸。当然，她是妻子嘛，妻子还有认为自己丈夫是坏人的吗？
可是我采访时，好多人也对慕绥新恨不起来，认为他这个贪官是情有可原的。
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使用“恨”这个词。慕绥新是一个悲剧。他把自己的价值亲手撕得粉碎。所以才让人恨不起来，而只是惋惜。于是在涉及慕绥新的话题时，咬牙切齿是没有的，多少带有一些同情的成分，认为他还是干了一些事情的，贪就贪点吧！贪，居然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原谅的东西。是人们对廉洁失去了信心，还是认为机制有什么问题，而慕绥新正是某些不合理机制的牺牲品？有些人素质本来就不高，牺牲了也就算了，而对于慕绥新，就多少有点可惜。
所以当梅花怀着感情在记者面前夸慕绥新时，记者并没有打断她的话，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慕绥新。梅花说：“在我眼里，在我心里，慕绥新是一个工作极端认真的人。可以这么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当中，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他为人非常豪爽，非常豁达，非常非常的坦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从来不会跟人家玩什么心眼儿。他做人比较坦荡。为了工作他可以把命都不要了，命不要了，也得把事儿做成，比如顶着癌症到美国去引进汽车生产线。”
如果不是被查处，他可能会上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现在却只有上《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的份儿了。所以我们极想知道，像这样一个人物，在接受别人贿赂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梅花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俩有过一次交锋。有时候他把一万、两万的钱拿回来，我问是什么钱？他说，小梅，既然我们俩是夫妻，就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你要相信我，我也实话对你说，不能对你不负责任。这钱，我拿回来的这些钱，肯定没有去索贿，去吃拿卡要，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没有他托我办件事，我索要多少回扣，索要多少好处，这些都没有的。我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从他说话时的表情我看得出，他真没有干那种索要的事，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慕绥新没有索要，都是大家自愿给的。于是，他在新婚的妻子前，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别人很能谅解他，贪就贪点吧！他自己也能自圆其说，没有张手要。于是腐败在人们的心理上畅通无阻，在社会上大肆蔓延。谁要对腐败说个不字，委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保险箱
还是让我们接着说梅花被办案人员带走之后的事吧。
带走她就是让她交待慕绥新的问题的。前妻交待了，现妻也得交待。她对这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像贾桂娥知道早晚会有那一出，打定主意扛着，当然最后也啥都说了。
梅花虽然也30出头了，但还非常天真，还沉浸在她和老慕的感情里。一下子被“两规”起来，见不着老慕了，也不准随便活动了，干什么事都受到了监视，真是受不了。
她是搞音乐的，搞艺术的，自由，浪漫。跟老慕认识以来，结婚以后，都非常地浪漫。因为这正是老慕的追求和需要。老慕在工作中十分劳累，在官场上十分劳心，在家庭中没有格调，只有到她这里来寻求格调，然后组成新的家庭，继续追求格调和浪漫。
现在这种生活被阻止住了。表面上看是被办案人员阻止住了，实际上是被广大人民阻止住了。你想一想，沈阳这个老重工业基地有多少下岗工人，而且很多是全家都下岗，没处去挣钱，冬天没钱取暖，屋里太冷，就整天逛商店不买东西，或者花一块钱，坐上环城路的公共汽车，来回来去地转。而他，慕绥新，这个市长，平均每个月受贿十几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无钱镬灶当棺材，有钱桌子当戏台。所以就必须止住了。不止住可不得了。贪点贪点吧，那是不知道他竟贪了那么多，知道贪了那么多早就吓坏了。
梅花更不会想到这一层，她想的是，跟刘宝印的妻子坐上飞机到北京去买化妆品，一天打个来回。都住在大沈阳，想的问题不一样。现在不讲忆苦思甜了，眼面前的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钱的想没钱的事，有钱的想有钱的事。贪了钱，犯了法的，想办法把钱交出来。
办案人员阻止了梅花的浪漫，让她想钱的问题。有那么多钱，别人干几辈子都挣不下，让你想想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了，然后找出来，交给国家还不行吗？
她不说。她觉得，她一说，老慕就完了，老慕一完，自己也就完了。自己跟老慕好了这么多年，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妻子的地位，而且是市长的妻子，多么骄傲啊！可是自己一说，他收了那么多钱，他的市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所以不能说。
不说她又实在受不了办案人员的反复追问。他们问得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们的话往下说。你要瞎编瞎说，肯定说不了几句，就行不通了。人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让你说真话。她又是个特别心直口快，爱讲真话，不会说假的人。
眼看着她就要坚持不住了，就要说真话了，可是她又万万不能说真话，这可怎么办？脚板上长草——慌（荒）了手脚。
她就疯了。
也许是假疯，也许是半真半假地疯，总之行为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办案人员问她话的时候，她不说话，她唱歌。办案人员说不要唱歌了，她就不唱歌了，她就跳舞。说不要跳舞了，她就停止跳舞，冲着办案人员笑。一边笑，一边七扭八歪地走过来。办案人员往后退，她就满屋子又唱歌，又跳舞，又笑。就这样，一次谈话让她搅黄了。
她总这样。办案人员就说，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她如果是真疯，她就不应该听懂这句话，但是她听懂了。她就不唱歌跳舞了。唱歌跳舞办案人员不相信，她就改为能让办案人员相信的行为，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她就脱了裤子撒尿。办案人员掩面喊停，并教训她说，你一个文化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来！连一个农村妇女都不如。赶快把裤子提起来！她就提起来了，很羞愧的样子。她说我是真疯了，刚才是真疯了，脑子里有幻觉。
装疯、真疯都不管用。为了继续不说，她决定死了算了。这样老慕就会因为她的死而没事，而继续当市长，就会非常感谢她，想念她，还像她活着的时候那样爱她，所以她仍然是幸福的。这真是一个最佳选择。办案人员肯定没有办法了，面对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他们肯定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她把一个盛化妆品的玻璃瓶在卫生间里偷偷地摔碎了，然后攥着锋利的碎片上床睡觉。她乘同屋住的监视人员不太注意的时候，钻进被窝里，蒙住头，用玻璃碎片割手腕上的动脉血管。非常地疼，她就动了一下。她感到血在流，就非常地害怕，就连续扭动起来。完全是下意识的。最后她还喊起来，喊的是什么，她不知道。但事后据办案人员说，她喊的是救命。既然想自杀，为什么还喊救命？显然非常不合逻辑，所以在所有的材料里都说她表演了割腕自杀的把戏。但是她坚持说，我是真想自杀。
监视人员见她在被窝里动，还喊，就把她救下来，送进了医院里。
既然不是尸体，办案人员就有办法叫她开口了。办案人员说，慕绥新是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了，你想用两只手给他堵住，办得到吗？办不到的。这时贾桂娥等已经交待了慕绥新的许多问题。他的确是漏洞百出，问题不少了。办案人员没有骗她，也不是诈她。的确是这么一个问题。她想一想，冷静思考一下，觉得以前自己真是太天真了，怎么没有想到那个贾桂娥呢？她也能像自己一样忠于老慕吗？不会的。她肯定把老慕出卖了。
其实贾桂娥一开始也是不说，最后办案人员帮她分析，说老慕骗你离婚，根本就不爱你，你还保他？她一想也是啊，就说了。办案人员专门会“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然保不住老慕了，那就说吧。不说也没办法了，自杀的招儿都使了，到头了，可惜没有成功，人家还不认可，说是假装自杀，再杀一次，再不成功，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所以她只得说了。她说在沈阳有个保险箱，在朋友家放着。马上带办案人员把保险箱取来，里面是现金、字画、首饰、手表等。办案人员分析，不会只有这么多财产，起码还应该有一些存折，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雪里埋小猪，总会露出个蹄脚来。就继续问她，反复问她，她就抵挡不了啦，五迷了，不知怎么就说漏了嘴，说还有人送过7万美元，说了就非常害怕，打定主意，办案人员如果接着问，她就什么话也不说。
幸好办案人员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没有接着问她这件事，而是又问别的事，她就把心放下了，而且还觉得办案人员也不过如此，自己完全有能力对付他们了。
正在非常得意，放松警惕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问：“你说的7万美元在哪儿？讲！”猝不及防，她一下子就傻眼了，双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把原来制定的什么也不说的战略完全忘记了，她觉得只有说才能挡过去，其实只要一开口，她必定要失败。她说在卡上。
卡在哪儿？
又说没有在卡上。
没有在卡上，在哪儿？好好想一想，别慌。办案人员开始安慰她，给她倒水喝。他们特别会揣摸人的心理，知道她快投降了，赶紧显出优待俘虏的样子。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别急。果然，这种很自己人的样子使她受到了感动，她感到很温暖，作为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总想靠近温暖，而不愿与人为敌，感受寒冷。所以她立刻就放下武器了，说在保险箱里，保险箱在大连。
办案人员同她一起去大连。到了银行里，走过好几道门，才到了那间放保险箱的密室。人们看看她，又看看一排排的保险箱，希望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存钱的那个保险箱是哪一个。但是她偏偏就忘了，忘记号码了。她说忘记号码了。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但办案人员无法让她想起来，可又不能退回去，不把近在咫尺的赃款取到，错过时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银行的规定非常严格，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只认开户人，不认其他任何人。任何行政命令在这里不起作用。
办案人员说挨个试验。这个办法很笨，但万无一失。
她只得向保险箱走过去。其实她并没有忘记号码，只是不想去碰那个定时炸弹。有一万多个保险箱，你们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吗？她开始一个一个摸过去，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会摸到那个定时炸弹。
办案人员看出了门道，说不要这样摸了，从那头开始摸。那头的保险箱很高档很豪华。保险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