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名义上你打算给两个外商多少？”
马：“60万嘛。”
问：“那到了香港为什么每人只给了24万，两个24是48 ，剩下的12 万呢？”
马：“为了弄到那笔投资，我们三个人也跑了十几趟，也挺辛苦的，外商也有那个意思，也想给我们仨表示表示。”
问：“外商想从他们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感谢你们？”
马：“对，确实有这个心意。”
问：“那为什么不通过其他途径，你们为什么要分走人家的12万？”
马：“是我错了。”
问：“老马，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我说你错不错，我不是法官，我只是想知道你当时到底怎么想？”
马：“你要是这么说，我，我当时就是觉得大头60万给人家香港人了，当然，12万美金也不是小数，但是对于60万来说，是20％，外商也有这个心意，我，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给他们俩点奖励，我自己也留一点，说老实话，我想以后还要和外商打交道，公款不能报销的一些费用，我想我留点备用金将来用。”
马向东就是这样向我解释他是怎么具体“玩儿”的这个“私分公款”的“猫儿腻”，我不觉得，起码从他的态度中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慌张、胆怯，好像这么“玩儿”并没有什么不应该，好像是在用一个什么“变通”的手法处理一件公务，受益者哪怕有他自己也在情理之中，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我接着往下问：
问：“老马，咱们这样说吧，从这60万中你们仨就这么拿走了12万，这个事情你跟其他人商量过吗？”
马：“没有。”（老马显得更理直气壮也更义气）
问：“完全是你自己做主？”
马：“这个事我已经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然承认，这个决定是我做出来的，是我决定的。”
问：“那么这么做算不算私分公款？”
马：“司法机关怎么定，我就怎么接受。”
问：“我不管司法机关怎么定，你自己认为这个行为是不是私分公款？”
马：“我认为这个行为没有经过组织程序去办。”
问：“是不是私分？”
马：“是。”
采访到这里，老马终于有点被迫地承认了他这么做是属于私分公款，但他的理直气壮并没有减少些许，为什么他依然如此理直气壮？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是因为这么“变通”在当时的确没什么大不了，还是他知道别人也曾这么“变通”过，只不过他也学着干了一把，没干好那是他功夫还不到家，或者是命运不济？！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赌徒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1997年马向东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就因他在境外豪赌开始，后来一系列疑问也都源发一个“赌”字。
现在我可以解释一下马、李、宁当初打到香港去了的那100万美金当中其中用40万注册了一个私人公司，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私人公司？40万美金打入这个公司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办案人员所讲，那40万是留给马向东、宁先杰日后到香港赌博之用，为“备用赌资”；二一种说法是老马的一面之词，即成立“定志公司”是为了沈阳市将来在香港运作股票上市做准备，是给公家办事的“备用金”。两种说法都没有结果做证实，因为这个公司还没有运转，这笔钱还没有来得及“使用”或“糟蹋”，马向东已经被“双规”，马案爆发，以后那40万先被冻结，很快就被退回到了沈阳。
老马好赌，他的东窗事发毁就毁在这个“赌”字上，1999年初，有人举报几位大陆高官多次出入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经查“几位大陆高官”之一就有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氏向东。
马向东初赌在何时？赌瘾上身在何时？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提供赌资？一系列疑问都源发一个“赌”字。我是和他这样进入的——
问：“关于你赌博的事，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
马：“第一次到境外赌博是1996年，去马来西亚招商引资，对方的客户领我到赌场去赌过。”
问：“你好赌吗？”
马：“应该说这个事我没有把握住自己，因为我的确是去澳门赌过，去玩了，当然我不能强调别人领我去的，我还是自己没把握住自己。”
问：“你好不好赌？”
马：“我只是说我确实是参与过赌博，但开始我没有好赌成性。”
问：“后来呢？”
马：“后来喜欢去了。”
让老马承认他好赌，没想到比让他承认受贿还难。如果不是面对记者，如果在他锒铛入狱之前，我想恐怕不只我一个人听说马向东一向好赌成性，人们谈论他赌博时虽然算不上一身豪胆，却也有几分当仁不让之气。
俗话说“常赌必输”，老马赌博却是赢多输少，当然这是指开始的时候。
我问他：“开始去赌场的时候花的是谁的钱？”
马：“开始都是自己的零花钱，几百、几千，自己玩的。”
问：“一般赌多大？”
马：“每次都是一百、二百地往上押。”
问：“在哪儿赌？”
马：“澳门。我一般没去过葡京那种大赌场，我一次都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小的地方，因为我怕在葡京那种大赌场会碰到熟人。”
问：“什么时候玩得比较大了？”
马：“1998年下半年。”
问：“那时候赌多大，赌资从哪来？”
马：“每次去一两天，宁先杰给我5万港币，后来赌得大了给10万。”
问：“为什么每次都是宁先杰给你赌资？”
马：“因为宁先杰，赌博是他张罗，领我去的，讨好我，他是建委主任，我的下属，再一个，后来他从我们沈阳借了50万美元，我们就用这个钱做赌资。”
问：“你有没有问过宁先杰这50万是跟谁借的？”
马：“问过，他说是从一个私人集团老板那借的。”
问：“宁先杰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说借50万美金就50万？”
马：“宁先杰在1997年为这个集团免、减了1200万费用，是建委打的报告，当然我在报告上也签了字，请慕绥新市长酌定的。”
为了过赌瘾、搞赌资，权钱可以自然而然地交易。被捕前马向东、宁先杰从官场到赌场沆瀣一气堪称“哥们儿”，事发以后，二人背对背，各执一词，一点都没有“攻守同盟”的意思。说到从沈阳借的那50万美金，按宁先杰的交代，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相反是马向东先打好了招呼，他宁先杰只不过是跑跑腿儿，把钱取了回来；可马向东听了宁先杰这么说显得十分伤心：
“怎么会是这样？1998年年初，宁先杰说要借点钱，我说你可不能动公款啊，后来他借了这50万美金，另外他说这些钱他能把握得好，这个钱他管借管还。”
我问：“你当时说不能动公款，这么说你是同意去借钱赌博？即使是和私人借，这合适吗？”
马：“很不合适，是很不合适。”
老马承认自己借钱赌博“很不合适”，事实是就在他用着“很不合适”的钱到境外豪赌的时候他的赌瘾已经大过于从前，1998年老马曾连续9次到澳门赌博，借口都是“谈项目”，时间都是安排在周末，这样的安排无法遮掩，显而易见就是为了能有“赌”的日程安排，对这一点老马丝毫不否认。
问：“那么你在澳门赌博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你的副市长身份吗？”
马：“我自己正是会想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不去葡京那样的大赌场。”（老马竟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个问题的）
问：“你想过万一有人认出副市长的身份，那样会有什么影响？”
马：“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不过我的身份的确没有暴露过。”
问：“在北京党校学习时间你也去赌过吗？”
马：“赌过，两到三次。”
问：“老马，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你，作为副市长，沈阳有多少国企，有多少下岗职工，你知道吗？知道他们每个月只有多少生活费吗？”
提到沈阳的国企，提到下岗职工，老马脸上的表情有所紧张，但没有愧色，他接着说了这样两句“实话”，一句是：“我去澳门赌博，忘了自己的劳动人民本色，忘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犯了错误。”第二句：“我一直觉得我为沈阳引进了那么多资金，已经给了那么多人就业的机会。”后面的话我已经听出了他的心安理得——这样，赌博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输掉50万
“没告诉你吗，他去赌的时候有几件宝物不离身，一个手链儿、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金烟嘴儿，还带什么护身符——”
“到赌场去，那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市长。胸前带个金刚法轮，手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戴着项链，吆喝着——”
马向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到他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我又犯了错误”，从来不说他“犯了罪”。赌博是不是犯罪？中国的法律已经规定赌博为治安管理所不容，中国的党纪、政纪则规定党、政干部不得从事赌博行为。即使在澳门那样的特区，官方也明文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只有在节假日可以出入赌场。马向东借款赌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答案自有法院来定性，那50万美金很快被输光倒是事实，这一点最清楚的人当数他的“赌友”宁先杰。
宁先杰：“不到一年，那50万美金就输光了。”
我问：“这一年你们都在哪赌？”
宁：“澳门、香港赌船。”
问：“那时候老马赌注押到了多少？”
宁：“尤其到11月份，有时候十万八万都押。”
问：“老马赌博不是总是赢吗，怎么会把钱很快就输掉？”
宁：“赢什么？每次去都输。他上去开始玩儿赢一点，赢了就不撒手，继续想赢，最后玩来玩去就都没了。”
我问这个时候马向东赌瘾到底大到什么了程度，宁先杰的回答带着一种明显的嗤之以鼻：“赌瘾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想方设法，无论公还是私，想方设法找理由。我们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到香港去办，这个李经芳都可以讲，在沈阳就可以办了，但是马每次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去香港，然后就是到澳门赌博。”
此时宁先杰对老马的“嗤之以鼻”不排除争取立功做戏的痕迹，他对马的声讨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两个坏家伙是“狗咬狗一嘴毛”，因为宁本人也是一个赌徒，要不马向东为什么一去香港总是带着他，以致招来身边人嫉妒，连宁妻都觉得马市长每次出差都带着她丈夫，“这很奇怪”。
实事求是地讲，在采访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