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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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建筑在沙滩上的理想
林福久曾直言不讳地对纪委调查组描绘过自己的少年心态。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就发誓：一个是地位我要争取比别人高，再一个是钱应该比别人多。
然而，林福久像许多贪官一样，并非生来就贪婪放纵，就飞扬跋扈。相反，他也曾有过积极的人生追求，有过清教徒般的纯洁品质，也有过天堂般的美好理想。他的早年岁月，他的不凡经历，他的人生搏击，和他后来疯狂地敛财贪色的劣行，却有着天堂地狱般的强烈反差。
林福久1950年4月25日，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从小家境十分贫寒，兄妹4人，他排行老三。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懂得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父母对于爱写爱画，从小就聪慧过人的他格外偏爱。
然而，当时他家庭生活实在困难，一家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对此，父母只得忍痛割爱，放弃对其他子女的培养，只想保林福久一人读书。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把全部力量都投放在一个爱学习、有希望的子女身上，才能取得实效。
尽管后来文化大革命打破了父母的梦想，但是林福久随父亲进城后，还是那样爱写写画画，还是那样爱舞枪弄棒。尽管父母不知道他写的、画的这些有什么价值，但还是把他看成惟一的希望。他要什么，父母都尽量满足，把他惯得脾气大长，在家里就养成了说一不二、惟我独尊的坏习惯。当然，林福久也萌生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俗语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林福久自幼就懂得生活艰辛，就懂得家庭对他的厚望，更懂得读书求学，是他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在城里站稳脚跟的惟一出路。因此，在求学的路上尽管十分艰辛，但他从不流露畏难情绪，始终顽强努力。
他小小的年纪，每天走上十多里路到镇上上学；书包里总是放着一把小挖刀、一把镰刀，因为放学后的路上，他不是捡几十斤柴火，就是挖一大筐野菜。常常是走一路，挖一路，割一路。由于他年龄小，皮肤嫩，无论是每次背几十斤柴火，还是肩上挎着沉重的背筐，他都咬紧牙根背起来。这股狠劲儿，特像他日后贪财的那股狠劲儿。而回到家里，他还要剁菜喂鸡喂猪，因为每次到集市卖鸡蛋的钱，尽管三角、两角的，但是日积月累攒下来，就能够交学费。
他小时候从来没有买过新衣服，总是捡两个哥哥已经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他上学带的饭，数年一贯制，就是咸菜窝窝头。
后来，父亲进城当了一名工人。林福久一家人，也随着父亲迁到了城市。
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肉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张，可并不影响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由于他勤奋好学，不断锻炼，虽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部队也是难得的“秀才”。于是，曾先后被抽调搞简报、起草材料等等。由于与上级机关接触多了，他的级别也不断上升，排级、连级、营级
1984年，在部队大裁军的背景下，林福久看到了年龄的劣势——没有希望当将军了，便毅然决定转业，离开整整锻炼了16年的部队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于是，他的人生旅途又一次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一年，他转业到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他本来文字基本功扎实，又在解放军大学校里培养锻炼过，保持了部队严明紧张的工作作风，再加上他有了较好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在单位自然很受领导器重，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精神在物欲冲击下坍塌
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
大概因为贫穷，他自私自利的习性，在早年就潜伏到内心深处了；因为穷，他的吝啬小抠，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形成了；还是因为穷，他那不甘寂寞、穷则思变的想法，在物欲渐强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也像正发酵的馒头一样，日渐膨胀起来。
当他转业来到鞍山市后，他不仅敬业，还埋头苦干，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因此，很快就被提拔为鞍山市检察院调研室的副主任。检察机关的调研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部门。调研室的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科室服务和为办案服务。表面看来，调研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什么限期完成的硬指标，其实，要想干好这份工作，还得有一套真本事。这个时期林福久确实干得不错。领导也比较满意。
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调研室副主任尽管名声不错，可谁都清楚那是个有职无权的官位。换句话说那是权力机关的闲职。本来就没有权力，再加上一个副字，自然不像那些掌管业务审批权的部门，每天登门拜访者趋之若鹜，有案子相求者更是说客盈门。而他的办公室冷冷清清，别说有人请客送礼，就是连每年年底，挂历都得不到几本。因此，他的内心也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使他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旁门左道去获得利益，以满足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比方，他为了求业务部门帮助他的一位犯事老同事说几句公道话，他不得不每天对人家点头哈腰；还比方，他为了让领导看到他的成绩，看到他的能力，逢年过节，他都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竹子画，或者自己收集到的名画，给人家送货上门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福久不仅发了一笔小财，还让他思想开了窍。
一天，一位老同学溜到了林福久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后，便切入正题，试探性问道：“想弄点活钱花吗？”林福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活钱？”
老同学不得不点化他：“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靠死工资永远发不了家。什么是活钱？活钱就是‘外快’呗。”
林福久还很警觉：“违法的事儿我不干。”老同学说：“我能让你干违法的事吗？事情很简单，我手里有一批工具书，你帮我推销出去，拿提成赚回扣。这是光明正大的。”林福久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并不违法，便帮助老同学推销了一批工具书，赚了人生的第一笔“外快”。
1988年春，是林福久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他在餐桌上认识了香港某公司的杨老板。杨老板问道：“林先生，鞍山是闻名世界的‘钢材之都’，你现在怎么守着金碗要饭吃呢？”
林福久和许多有责任心的官员一样，正愁鞍钢怎样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呢，根本没理解杨老板的意思。
杨老板不得不开导他：“现在内地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倒爷’了，怎么？你不想当‘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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