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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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两张小纸条还真是管用,对方见了就像见了圣旨。无疑,她不仅拉来了一大笔广告,还得到挺大一笔提成款。
那笔广告成交后,她兴奋了好几天,也想了好几天,中心内容就是一个——怎样报答林福久?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按着惯例,把林福久约了出来。约会地点是一家挺温馨又挺有情调的那种用蜡烛照明的小包房。她记得她先举起酒杯,说了一些由衷感谢的话,随之将事先装好的五万元的红包,推到他面前,告诉他这是你应得的。
谁想,林福久不仅把钱又推过来,表情也顿时变得异常严肃:“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局长就是为大家办事的,谁让咱是共产党了?办了事就要回报,那还有什么人情亲情?”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击垮了!这番话太义正词严、太出乎她的预料了!那一刻,她似乎看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随之,一种从没有过的崇敬感油然而生。说心里话,她作为当代大学生,还是有能力分辨好人坏人的,凭她的姿色,傍个大款,靠上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不难。可是,她最后能毅然舍弃处了半年的帅哥男朋友,把林福久当成靠山,看的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朦胧胧的复杂感情。
那是1998年5月的一个春夜,她在一个酒店的包房里,把处女之身献给了林福久。一阵疯狂的风扫残云之后,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小声对她说:“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她把他揽在怀里,像哄孩子似的对他说:“别说傻话了,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一不在乎你能不能娶我,二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在乎你能对我真诚。”
打那以后,她就下决心不再接受林福久的任何帮助,更不接受他的钱和物,因为他已经为她付出挺多了,她没有再伸手的权利,只有回报的份儿——那就是她和林福久平均每个月,都能见上两次以上的面,平均一个月发生一次关系。而每发生一次关系,她的心就多一份渴望。
往后的日子里,她像一个偷东西的贼,一直生活在尴尬和喜悦交织的感情中。她为他怀过孕,有过将为人母的喜悦,她体验到了那种浑身懒洋洋,又时而要吐的感觉。她曾偷偷到医院检查:天呐!她怀孕了!当她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她的想法非常多,也非常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并想以此成为他合法妻子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她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他非常明确告诉她说:“我和妻子是不可能离婚的,起码在我当局长的时候不能。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可我是个头上戴着国徽的公安局长,不能不考虑影响。”
那一刻,她嘴上虽然说没什么,可心里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在打掉孩子那天晚上,她一个人非常失落,在屋里哭了很久。哭够了,又感到自己是自找没趣,只得自我安慰:人家啥时候答应要娶我啦?现在已经这样啦,就顺其自然吧!再说这更说明林福久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既然选择了他,就是选择了他的一切,就不要难为他啦!
然而,每当她小鸟归巢般地靠在他那坚实、有力的肩膀上,偎依在他那宽厚、温暖的怀抱里,顿时就会滋生几分安全感:她的委屈,她的苦恼,她的尴尬,她的彷徨,以及她那做贼般的感觉,都会消失得无踪无影。那一刻,她只有一个希望,也是非常可怜的希望,那就是林福久除了老妻,她是惟一的二奶
然而,就这个简单、可怜的希望,也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2003年4月,她听到一个令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林福久让纪委管起来了。她不信,可又不敢太张扬。在那些日子里,又怀孕五个月的她,别无选择,只得每天都为他祈祷,希望这是一场误会。
一个月后,又传来了一个更让她目瞪口呆的消息:检察院正在调查林福久包二奶的事呢,并要以重婚的罪名,追究两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那一刻,她终于知道了:她这个自认为跟林福久最“铁”的惟一二奶、惟一小妾、惟一的情人,其实完全是自作多情。林福久最“铁”的情人,原来就是有重婚责任的那个女人,此人是1995年林福久在歌舞厅认识的一个小姐,人家那才是“正宗的二奶”,有名分的小妾。林福久在鞍山、深圳都为她买了别墅,1997年,人家就为林福久生了儿子!难怪,她怀孕后想留下孩子,林福久义正词严。现在看来,她别说是小妾,就连三奶也够不上!她只是人家在怀孕生孩子期间一个无聊的玩物,一个廉价的替代品,她上当受骗了!
事实上,直至2003年5月,林福久被多次举报之后,他还相信自己根基牢靠、永不会跌倒——因为他坚信手中握有三张保命的牌:他迷信他手中无所不能的权力以及能使鬼推磨的金钱,因为这是他50多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他坚信只要一手握权,一手拿钱,交替使用,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就没有化解不了的问题;他还迷信他那多年经营、编织起来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网,因为在他网中的人物,都与他一样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当然,他更迷信还是那稳固、可靠的大后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因为他们是他腐败的直接参与者、财产的忠实守护者。他们最知情,最了解内幕,只要他们不反水,他就有了最后摊牌的资本与底线,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起死回生。
结果,他不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在他生命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竟连续干了三件愚蠢透顶的事,用他自己手中的“矛”,攻破了他手中那三张王牌的“盾”。
第一件,当时中纪委接到无数举报信,已经要求辽宁省和鞍山市两级纪委,认真查处相关事实,并等待报告;可偏偏在此时,林福久自己把软肋暴露出来,自己往枪口上撞。
说起来很有趣,那是2002年初,他被调整到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当局长,突然失去了税侦分局炙手可热的权力。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有些失落,也感到了官场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预测、变幻无常。于是,他不得不为日后的生计作铺垫——那就是决定从名义为法定代表人的外甥王春江手中,收回府福养老院。
2003年3月,林福久耗费了不少心血,动用了权力,经过三变两变,终于把“府福养老院”的所有资产收归己有。事实证明,这个明目张胆的举动,成了专案组调查取证的突破口、导火索。
你们想想,那么一座明晃晃的,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特大豪华庄园,本来就招惹是非,他还敢顶风把它变成法律文书,牢牢地收在自己皮包里,岂不是犯了政府官员的大忌?岂不是成为查处他的突破口?他那家长式、恶霸式、强盗式的掠夺,岂能不引发众怒,通过举报火速送到中纪委?加速中纪委办案的决心。
2003年5月26日,鞍山市纪委领导找来林福久,让他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市纪委主要领导“请君入瓮”,每位干部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特殊“待遇”,无疑等于是给干部的最后通牒、也是最后的机会,应该非常珍惜。谁知,这时的林福久利令智昏,不知是迷信自己的权力金钱,还是迷信自己的关系网。第二天上午,林福久将书面说明直接送到了鞍山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庆岩的办公室。他还是执迷不悟,抱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顽固态度,把自己的问题推得一干二净,放弃了主动坦白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2点,张庆岩召集书记办公会,研究部署查案工作。由于林福久长期在检察院、公安局工作,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张庆岩书记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先期的调查要低调快速稳妥,如取得突破,“市纪委将马上采取相应措施”。
纪委选择的突破口,正是那座被称为“林家庄园”的“府福养老院”。因为对于案情来说,如果这一资讯确定,那无疑是最直接的突破口。5月28日,鞍山市纪委派人前往养老院调查。当天即初步查明,这座养老院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手续,而且所投入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尽管明面上养老院的法定代表人是林福久的外甥王春江。
当天晚上,办案人员火速查找王春江未果。5月29日,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王春江到案。办案人员几乎不需要王春江供认什么,在他的汽车里就找到了再明显不过的证据。
在王春江的车上,办案人员搜查出两个密封的材料袋。一个袋里装的是以王春江的名义向他人私放高利贷总计高达2100多万元的借据。另一个袋里便是“铁证”——林福久与王春江签订的协议书:府福养老院所有资产归林福久所有。
事关重大,鞍山市纪委连夜分别向鞍山市委书记李英杰和辽宁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唯众汇报。晚上9点30分,鞍山市纪委决定对林福久采取“双规”措施。次日凌晨1点30分,鞍山市纪委办案人员找到了林福久的家,把他堵在被窝里:“林福久,市纪委决定对你实施‘双规谈话措施’,请你跟我们走吧。”临行前,林福久虽然很紧张,还是没有忘记把廉政记录本揣在兜里。
到了纪委会议室,本来应该态度端正,老老实实。他却先发制人地将廉政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放,反客为主地为自己一条一条地评功摆好起来:“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敬业和自律。1994年,从我当上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的那天起,就在我管辖的部门建立了一整套的‘廉政建设登记制度’,出任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后,我特意设立了廉政记录本,请领导同志看一看”
说罢,林福久又煞有介事地向调查组成员介绍自己的“廉政事迹”:“1997年5月到2001年5月,我一共上交了18笔廉政款,共计人民币427000元,还有一块价值12600元人民币的雷达表,此外,还有1万美金。”
林福久刚说完,调查组一位成员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账面上应该有5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现在存放在哪里了?”林福久滴水不漏:“都退给当事人了。你们看,这个廉政记录本上还有当事人写的回款收据。”
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语重心长道:“组织上收到了许多举报信,我们应该给举报人一个明确的说法。林福久同志,你应该清楚,组织上今天找你谈话,是关心、是爱护,也是对你的挽救。希望你端正态度,珍惜这次机会。”
林福久顿时提高了八度声调,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说:“我是什么人?组织上应该最清楚,面对打击报复,我只有一句话,问心无愧。”面对态度蛮横的林福久,鞍山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说道:“这样吧,你先回去,冷静冷静,明天你给组织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也好有个交代呀。”
林福久离开小会议室时,已经是将近下午5点钟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顿觉脖子后冒凉气。凭直觉感到事情不妙。于是,他立即把大哥林福昌叫到了办公室说:“今天市纪委找我谈话了,你赶紧准备一下,你弟妹和侄女早就安排好了,在国外没有什么危险,郭萍在深圳,也不会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