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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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０日，朱兰、陈速再赴广州，为证人出庭做准备工作。
１１月１４日，朱兰、陈速赴珠海完善证据。
补充取证工作，专案组还做了许多
１６００字的起诉书，写了１１稿，改了４００多处
眼前是一摞作废的起诉书稿，是李纪周案的起诉书原稿。仔细数了数，不过１６００字的起诉书，共改了１１稿，其中７稿可以说改得是一塌糊涂。粗略算算，累计修改不下三四百处；看着方工那并不算好看却很认真的字迹、圈圈点点的修改符号，对比着修改前后段落、句子和字词的结构、顺序甚至语气，细细揣摩，不由得不叹服于方工的耐心、细致、严格和高明。看着这摞稿纸，脑中不禁浮现出夜深人静时，方工独自坐在办公室，对着打印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起诉书稿，时而挥笔果断增删，时而冥思苦想直至改得面目全非。叹服方工的同时，心里不免产生一连串疑问：如果初稿真是方工起草、每次修改前的稿也出自方工之手，何至于修改的地方如此之多、修改前后相差如此之大？会不会某个环节由他人代笔？笔者就此事从侧面谨慎地问过方工，怕问得太直接的话他会回避，因为大家都知道方工对下属严格要求的同时，很爱护他们，怎么可能对外人讲下属的短处呢。
“初稿真是我起草的。每次修改前的稿也出自我手。你看，这些修改笔迹也都是我的。”
“怎么会这样？”
“确实是这样，初稿写成后，我给专案组同志们念，请大家提意见，我再根据大家意见修改，修改后还要向叶检、市院和高检领导同志汇报，听领导的指示。这样反复了许多次。其间也包含着高检领导、许海峰检察长、刘漳南副检察长、叶上诗检察长等同志的指导意见。修改次数多，有认识的原因，有文字表述的原因，还有案情变化、案件进展的原因修改后的精彩处大多是大家正确意见的反映公诉词、答辩提纲的起草过程差不多也是这样。整个案子的办理也可以说是这样，亮点是大家智能的结晶：姑且不说忠华、朱兰这些老同志了；就是陈速和书记员大东，也都提出了好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个人在其中只起一小部分作用，很有限。”说到这里，方工有点不好意思：“别再说改得好了，要修改那么多，也是因为我的原稿没写好。”
这么一谦虚，他自己反而一点儿成绩都没了。还是来简单看看这些被遗忘的起诉稿吧：
最初的两稿，是把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为梁耀华谋取非法利益列为第一项，将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为其谋取非法利益列为第二项。
第３稿以后将上述二者互换，原因：赖昌星行贿数额大、次数多，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在国内、国际影响大。考虑到开庭的社会效果。
第４稿后减少一项指控：收受海南省边防总队原副队长黄某之妻高某给予的２万美元，原因是，经反复查证，仍觉证据不够充分。
第１０稿中有“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揭发他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有的已查证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系属重大立功”。
经进一步核实李纪周所提供线索的查证情况，发现：１有的线索在李纪周提供之前，已由他人揭发出来；有的案件尚未侦查终结，犯罪嫌疑人不供认，主要证人在逃，又无其他旁证；还有的揭发内容属于违纪——“查证属实”不够准确。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案件没有侦查终结，还无法衡量被告人刑期，过早认定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不够准确。而采用客观表述，通过法庭审理最终认定更为合适。
因而第１１稿将此修改为“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提供了有关案件的线索，使有的案件得以侦破。”
小的修改随手摘出几处，从中可见一斑：
１“被告人李纪周于１９９３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多次来往，李纪周利用职权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５１９万余元并为其谋取利益：”——摘自第１０稿。
后来方工提出：１句子太长，宣读时语气可能急促，节奏感差，听起来费劲儿，影响开庭效果；２yu音本来就不响亮，第一个分句紧接着两个yu音（“于”和“与”），去掉“于”既不影响文意，又显得简洁；３将“利用职权”由“收受”前移至“为其谋取利益”前，能更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４“多次交往”在第一个分句中意义不大，适当后移，可突出受贿是在“多次交往”中发生的。将其修改为：
“被告人李纪周１９９３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李纪周在与其多次来往中，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５１９万余元，并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利益：”
２“李纪周在该公司涉嫌走私汽车的粤海３３３号、粤海３３５号、英豪１号等货船（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３３９９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摘自第９稿。
后来方工提出：这句话容易产生歧义，让人误认为查扣的仅是货船，而查扣时走私的汽车是否在船上并不明确。将其修改为：
“李纪周在该公司利用粤海３３３号、粤海３３５号、英豪１号等货船涉嫌走私汽车（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３３９９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
３“１９９７年上半年，李纪周在北京王府饭店附近收受赖昌星给予的港币３万元（折合人民币３２万余元）。”——摘自第８稿。
后来方工将其改为：
“１９９７年上半年，李纪周到北京王府饭店看望赖昌星后，收受赖昌星给予的港币３万元（折合人民币３２万余元）。
４“李纪周接受赖昌星请托，利用职务之便，于１９９７年４月为奥林匹克勇士号货船违法进口３２０００余吨（估值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柴油案，给海南省边防部门领导打电话，干预对该案的查处。”——摘自第６稿。
方工将其改为：
“李纪周接受赖昌星请托，利用职务之便，于１９９７年４月给海南省边防部门领导打电话，干预边防部门对奥林匹克勇士号货船违法进口３２０００余吨（估值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柴油一案的查处。”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李纪周犯受贿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起公诉。
为了检验出庭准备工作，查漏补缺，确保出庭效果，专案组自编自导自演了模拟庭审：方工饰旁听者，王忠华饰公诉人，由陈速假扮李纪周，朱兰帮他出注意，王大东从辩护律师的角度，准备了一份尽可能犀利甚至不乏狡诈的辩护词，而王忠华则针对每一个辩护律师可能提出的辩点，进行了详细的答辩，对整个庭审活动进行虚拟预演。陈速与朱兰密切合作，惟妙惟肖的表演，决不亚于当年李纪周模拟江青的刁钻诡辩，另加王大东得理不让、咄咄逼人的‘辩护’，竟几次让王忠华哭笑不得、又气又乐演完了，问题出来了，大家坐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上午９：３０，北京市院党组会议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公诉厅厅长姜伟、市院检察长许海峰、副检察长刘漳南、一分院检察长叶上诗等领导最后一次听取专案组的工作汇报。
叶上诗：“后天就要开庭，高检院和市院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关心，来看望大家，也了解一下准备工作。”
方工：“先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专案组近期的工作。７日又提讯了李纪周，李纪周；我们还主动与律师联系，了解了相关情况这两天准备的材料，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出庭方案，强调了几个关键的具体问题分工与协作。下面说一下出庭方案”
王忠华：“我给各位领导汇报答辩意见和几个问题的答辩口径”
姜伟：“大家的准备很充分。有几个技术性问题，供大家参考。第一，３００万港币问题，强调李纪周在构成共犯的同时起了关键作用，要为共同犯罪结果负责；第二，关于‘借’的问题；第三点把时间说上，说清行贿的时间差距、还钱时间；第三，指出李纪周对法律的认识错误；第四，谋利包括成立公司、挂靠、办保税仓等要点。这儿可能有两个辩点：１他说是正常履行职责，我们则指出正常办事不能收人钱；２他说交通协会是其下属，由其主管，他过问是正常的，我们就应指出他过问的环节不正常、程序不合法、不该收受钱财。”
张穹：“大家准备很充分，我没什么意见。开庭时我们尽可能不打断被告人的辩解和律师的辩护，让他们放开说。大家对这次庭审保持足够重视是必要的，还应注意：保持平静心态，无论指控还是答辩，都不急不慌、沉住气。”
许海峰：“答辩时说理讲法到位即可，表述不宜多、不宜长。”
刘漳南：“后天就要开庭，今天领导来主要是鼓劲儿、打气儿。大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很扎实，正常发挥肯定能完成任务。不要有负担和压力；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今、明两天的主要任务：好好休息。”
领导的关心大家都明白，也让大家很感动。可是，大战在即，谁能坐得住、哪儿能真休息呀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法庭较量，让正义的凯歌奏响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７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李纪周涉嫌受贿罪一案。上午８时刚过，东中法庭已座无虚席，座位有限，外面还有很多人进不来。昔日政法机关高官今朝坐上刑事被告席接受审判，这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谁不想亲自见识一下！旁听者静静地、焦急地期待着，记者们忙着一遍又一遍找机位、视角、调试照相机、摄像机镜头和录音设备。
法庭正中央，庄严的国徽高悬。
８：３０，准时开庭。曾主审成克杰案的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马子荣和审判员陆伟敏、胡万德在法官席就座，神情庄重。
方工、王忠华、朱兰、陈速、王大东在公诉席上正襟危坐、严阵以待。
辩护席上，是李纪周妹妹为其聘请的两位律师：沈志耕、杜连军，成竹在胸，不露声色。沈志耕律师，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主任，五十来岁，花白的头发略显散乱，更显得成熟稳重又不拘小节。“我和李纪周从小同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沈律师表示他为李纪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