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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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已经到秋天了，我能感觉到凉意了。”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吱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刑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城市建设，路的改造，等等，等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早就想开了，吃吧，玩吧，捞吧，造吧，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多得点实惠就行。
况且，老慕还不爱玩。
慕绥新除了干工作，下班准时回家，从来不去娱乐场所，更不与女人鬼混。在与前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白天很威风地当市长，晚上回到家里好歹吃点剩饭，便独自看电视。贾桂娥在经商，总是很晚才回来。他对妻子把嘴唇画得通红很反感。
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不经常见面。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不仅因为感情，而且还因为经济。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要给他惹祸的。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贾桂娥不代表他，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但是不管用。方话不入圆耳朵。
也许一开始就错了。
那是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他身高1米80，英俊潇洒，会拉小提琴，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
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在师傅们的撮合下，二人谈起了恋爱。但谈了两个月后，慕绥新觉得她太俗，想结束恋爱关系。
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