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一号案-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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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
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8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
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仓,谢宗芬在前仓
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镇和王炜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