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天-回忆大学的兄弟们-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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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下巴抵在桌面上，在桌子底下用一本书轻轻敲打着左手。老师正在说着毕业设计的事。四年，真是弹指一挥，从大一的唧唧喳喳讨论明天的春游到大四的各自为战，默不作声地找工作，岁月的流逝给我带来的感觉只是空虚。当我回到寂静的宿舍；当我来到到处是灰尘的教室，我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虚落。
和我一样准备把青春奉献给艺术的还有一个叫程尚的小伙子，我们两个原来是志同道合，但是大三的时候，他的父亲开车出了事故，他必须出去找工作。那时他干装修，嘴里老是冒出像石膏线、富贵红之类的名词，一周七天他干六天，星期一休息。有一次星期一，我正好病了躺在床上，听到上铺的翻滚声吓了一跳，醒悟过来上铺有人，觉得又像回到了大一。问程尚在公司怎么样，程尚说：“我有一次胃疼得直打滚，总监就一直说这怎么好，我感动地认为她担心我的身体，后来才知道她担心她的工程。”顿了一顿，“亏她还是个女的。”
我在下铺笑出了声。程尚说：“张舒涵你别笑，将来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还记得咱们学的那个山东酒令吗？
人在世上飘，
谁能不带刀，
一刀砍死你，
两刀砍死你……”
我摆了摆手说我不是笑这个。程尚问：“那你笑什么？”
我说大一的时候咱们都说要减肥，现在减下来的只有你们出去干的几个。别人都是花钱减肥，你们倒好，拿钱减肥。
程尚怔了一会儿，我用脚蹬蹬上面的床，程尚“呀”了几声。我起身看时，他的脸向着墙壁，又睡着了。我用手指掐了一下突突向外跳着叫疼的太阳穴，睁着眼睛看桌子。那时，我们的桌子远不像现在这么多灰尘，堆满了东西。有时，王一河从外面拿酒回来，我在床上躺着听他们吆喝，他们就会说：
“人在世上飘呀，
谁能不带刀呀，
一刀砍死你呀，
两刀砍死你呀……”
然后就是碰杯的声音。这样的日子虽然很少，但毕竟有过。我和程尚都是看客，倒也正好方便了他们。坐在桌子周围，一边一个，倒像是搓麻将。秦雁行有时会向我举杯示意，于是举杯邀看客，对影成三人了。
秦雁行是我们宿舍惟一有资格嘲笑减肥的人，因为他最瘦，脸相也奇怪，介于哭笑之间。大概是长相的缘故吧，他每次去应聘，人家都会礼貌地告诉他在家等候，留下你的呼机或手机号码。秦雁行一次次地留号码，也逐渐明白了道理。他总说他想进人事局，我觉得跟他的境遇未必没有关系。秦雁行跟我说话的时候总会谈到他的不如意，应聘不上是因为前面那两个兔羔子毕业的学校都比他强，而自己的这个学校，臭到了姥姥家了。“考官说咱们这个学校是技校，我说是大学，争了两句他就让我走了。”
我对他说学校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个人能学到多少东西。
秦雁行用毛巾擦擦嘴，轻蔑地看了我一会儿后猛地蹿到床上，对我说：“这种屁话你也信？”
我心想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老师拿长美的学风和我们的相比得出的结论，但我觉得伤心。
后来因为一些私事去找那个老师帮忙，那个老师表示了无能为力之后，说：“张舒涵，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学生花那么多的时间找工作？”
我苦笑着摇头，心里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我问王一河，老师是什么毕业，王一河说是研究生，我说那是不是不愁分配，王一河说那当然。我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再后来，我回想着自己对他人的评语，我想我不会再对别人轻易下结论了。我不了解你，因为我不是你，没有你的经历和际遇。好和坏的评判标准，往往会因为丁点儿的差别而导致结果的大相径庭。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总像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一样，一切东西都会变色，即使你意识到了，擦去颜色时，不经意间哈上的水气又会模糊你的视野，除非你不再呼吸，可这可能吗？这种道理人人都知道，只是太熟悉的，他们反而忘记了，正如同他们忘记了呼吸的空气一般。
大四学生 ——迷惘的未来
王华端着饭盆坐在我的对面。我把饭盆向后移了移，给她让出地方。两个人闷声吃了一会儿饭。她问我：“张舒涵，你毕业之后干吗去？”
我说不知道。王华摇了摇头。我问她：“你干吗？”
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心里想这还不是半斤八两吗？又听到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愣了一下，看见王华伸手在桌上画了一个圈。
“将来呀，社会上的财富都是一定的，但是已经有了许多不劳而获的人，那就肯定有劳而不获的人，比如说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我们现在就是要使自己的努力付出有所回报的人。”
我承认她的话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很丧气。几天前上课时老师为我们打气，说：“放心吧！国家不会让你们二十几个人饿死的。”
学生相对无言。后来老师走了，我们互相说饿个半死那不是更难受吗？活到那种程度，干脆一了百了，死了算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不相信这些活蹦乱跳的人会去死，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只剩下一把骨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小说描述死亡如何美好，作者说，为什么没有死尸还魂，那是因为冥界实在太美好了，死人不愿意回来。这些鬼话我说给同学们。同学们翻着白眼看我：“那你不去试试？”
我无言以对。我们工艺美术系一共是六个班，搞染织的只有我们这么一个班。当时报考时，老师对我说报染织的人最少，我就报了它，结果录取了 。后来我们班和装饰班两班女生吵架，她们骂我们是缝袜子的，我们说她们是泥瓦匠。这时我才怅然若失。仔细检查自己的专业课程，竟没有一门看上眼的，也就是说，连袜子也不会缝，这才害了怕。打听一下前几届毕业的学生，搞染织的大部分都改了行，有搞室内纺织品的，有搞包装的，有搞三维动画的，最见鬼的是一个人去机关当了职员画图表，只是为了争取留在北京。偶尔和他见了面，说起毕业时，他总是惭愧地说：“不讲了，不讲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是不是还像原来一样上课时画速写。他对我说：“我只有四百块钱工资啊！你出坏点子让扣我的钱，我就找你吃饭去。”
那时候是大三，大三学生的心最慌，看着大四的学生忙忙碌碌，到最后一个个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莫名其妙地会心里好一阵难受，觉得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要钱的老人，会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自己的将来会不会是这样？”回到教室拼命地画画，画完之后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不错不错。”
我问如果去市场上卖呢？
老师“哎呀”了一声，笑着说：“放心吧！那肯定是不行的了。不然不显得人家那些老师傅也太笨了吗？都画了几十年了。”
我又问他：“那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关键在于你们的头脑与众不同。”
我想不出我们的头脑与别人的有什么质的区别。前两天，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郑智珍被人打了脑袋抢了钱，后枕骨都敲碎了。刚返校时有人跟我说起，我都不敢相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披肩长发都没有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真的。看来我们的脑袋与别人的没什么不同。有一次，我和她在餐厅正好看到“平安是福”这句广告语时，她愣了半天，对我说中国文字真是伟大。我以为她是说广告语就点了点头。她的病拖了一年，先是摘掉脑盖骨，戴了脑罩消炎，炎症消失后，又摘了脑罩重安脑盖骨。按规定，学生可以报销一定的医疗费，但后来报销的时候，学校和医院像滚太极似的绕来绕去地推，于是，我们便看着她整天戴着帽子匆匆地来去。晚上在宿舍聊天，秦雁行对我感慨：“我知道张三丰怎么创出太极拳了，肯定是被人打了一棍。”
我没有说什么话，看着秦雁行瘦弱的身体，明显发育不良的头发，看着他猛地拉开被子，钻了进去。灯灭了，眼前一片漆黑。我轻轻地闭上眼睛，仍能看到秦雁行的剪影在我面前晃动，接着是郑智珍的，豪伐老师的，同学们的，全都在我的面前晃动了起来。我听到上铺的程尚又在小声地哼：
“人在世上飘，
谁能不带刀……”
教我们图案设计的是臧豪伐老师，三十多岁的人，却总像一个大男孩，每次都能看到他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咬着手指头。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倒也方便我们到他家玩儿。他总是劝我们少去接触社会，现在安下心来把书读好，将来干什么都成。这话有道理，我很相信，因为豪伐老师就是吃过这个亏，当时没有学好英语，现在就不能更好地赚外国人的钱。可是后来教我们室内设计的老师在上完课和我们闲聊时让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上先磨砺自己，锻炼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不然走上社会后的失落感是受不了的，“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最终只能到这里教你们了。”老师指着自己摇头。这话似乎也有道理，有这位老师和他说的一位由于失落而跳楼的同学为证。但我还是搞不清我将如何去做。我忘了曾经是谁说过，把生活重新过一遍，他就能成为圣人。我觉得让这两位老师重新选择的话，他们还是会抱怨，只是语句对换了一下而已。
有一次听到姐姐说起她的一个同学结婚，可是又因女方向姐姐的同学加收两万元改口费，改口叫他的父母为父母而最终吹了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全然忘了姐姐那位同学忧苦的脸庞和在人背后留下的泪水。正如我们看喜剧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人哭就想笑，因为我们身不在其中，却乐在其中。我曾听好心的人劝解忧伤的我时淡淡地说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而我却总不能对那些烦恼的事情释怀。我总想，或许，我们抛开这个肉体，把自己当做别人时，我们可以活得更快活，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许多幽默快乐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送你一面三棱镜
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以一个同学为模型的小文。写完后，我发现自己已喜欢上了他的小气，他的毛病，觉得那些也变得好可爱。
开学时，我在打饭的路上遇见了他，我当时正在和另一个同学说狮子王的动作，随手学了一个狮子的动作。到宿舍后，他愤愤地问我：“你刚才那个蛤蟆模样是不是在学我？”
我的身躯被他顶在床上，毫无分辩的力量。我才发现我又厌恶了他，文章中的那个人物，一下子距离好遥远了。
高中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同学，不知为何被称为“母鸡”，整天脸上挂着笑，下了课就去抢我们的篮球，屡投不中。我们就喊：“驴——投不中。”
“砰”的一声，球响应号召似的反弹出来，“母鸡”慌慌张张地去拣球，跑过来再试，球的幅差越来越大，“母鸡”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大概是看我们无人称赞吧，他决定找一个女孩。一天他指着一个让我们看。我们说：“那女孩比你高咧！”
果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