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天-回忆大学的兄弟们-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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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不转睛，问干什么。
妈妈说：“你的眼睛怎么了，怎么一直翻白眼？”
我就给母亲说了我练眼睛的事。妈妈着急地说：“快别练了，把人都吓着了，听你姐姐胡说，什么呆气。”
我便停止了练眼的运动，以后回到家里只是看书，所有的天文地理周易八卦之类的书都看。当时小朋友们一起回家时，总要说一些与学习无关的闲话解闷儿，我的路途最长，我的话却最少，一般都是走着走着我就成了一个人，而一堆人却围在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身边听他讲故事，讲的人摇头晃脑，听的人如醉如痴，只有我一个人在旁边凄凄惨惨切切。终于有一次，一个小朋友说：“星球大战，中国参加了星球大战计划的，和外星人打，都是飞碟……”
这正好对了我的胃口。我那一段正在读高科技的读物，心里有底，我大声地说：“星球大战不是打外星人的，是美国和苏联打的，你说错了。”
小朋友们停止了嘀嘀咕咕。领头的小伙伴有些惊讶地望着我，看了看寂静的人群，对我说：“那你说星球大战是什么？”
我的故事之学不成的样子（2）
我一时结巴起来，说：“是苏联和美国打。”
那个小朋友“哈”地大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美国和苏联打，都是地球上的，怎么叫做星球大战？叫做地球大战行了。”
周围的小朋友也“哄”的一声和他一起笑了起来。那个小朋友大声笑着又说：“行，行，叫做地球大战。”
然后他们又继续向前走了。我抱着书包，捂紧嘴巴，不知想哭还是想笑，跟在他们后面走。等他们都到家之后，我离家还有一段路，我就在那条路上飞跑了起来，越跑越快，一直跑到家。到家之后就去翻那本书，看了又看，然后想：“你们听他的吧！你们都听他的吧！一个个变成呆子！”
以后我就真的不和他们说话了。我自己慢慢地在后面走，刚开始是赌气，后来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好舒服，可以自己想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很惬意。有时想着想着想到好玩的地方，就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有的小伙伴就会扭着脑袋盯我一眼，说：“舒涵，你笑什么？是不是笑我们呢？”
其余的小朋友就会一起回头。我连忙绷紧脸说没有没有。然后把身体列入他们的队伍中去，大家就一起向前走了。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大概就是那时落下来的吧！反正自小说话的本事就不强，上了初中之后家里来了客人，我还是只会向自己的小屋子里钻。这时母亲就会把我叫出来：“舒涵，出来见见叔叔阿姨。”
我被逼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出去，出去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是看着那些叔叔阿姨们傻笑，等叔叔阿姨千篇一律地问：
“在哪上学呀？——啊！不错不错。”
“上初几了呀？——啊！挺好挺好。”
“学习怎么样呀？哎哟！真行真行。”
一般这三句话问完之后，叔叔阿姨们就没词了。然后就是我站着，他们坐着，我们之间相视而笑。母亲这时就会打破僵局，对我说：“舒涵倒杯水过来。”
我便怏怏地走掉了，听着那些客人在背后对我母亲夸我。后来这种事情逐渐多了起来，我便一次次对着客人笑，笑得多了，也就笑出了一些傻意。客人就会高兴地对母亲说：“这个孩子好，老实。”
这时我便知道我要倒霉，忙摆一本学习的书在面前，打开台灯，努力看书。妈妈送走客人后，见我在看书，不好打扰，就轻轻地拿一把扇子进来，给我轻轻地扇一会儿，然后说：“舒涵，你见了人怎么连句话都不会说？”
我说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妈妈就缓缓地对我说：“进来之后，说叔叔阿姨请坐，再去倒杯水，让人家看着这个孩子也懂事。”
我说这还不容易我知道了。母亲就轻轻地出去了。我继续看书，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不久，那些叔叔阿姨们又来了，妈妈把我叫出去的时候我便大声说：“喝水！”
客人们笑了一笑。妈妈说：“舒涵，拿几个杯子去洗一洗。”
我就一溜烟跑到厨房去了。这时才感觉到好累，一点儿也不想再见什么客人，只想早点到自己的床上躺着。
再后来，身体就有了一场大病，病中和病后，脾气都变得有些暴躁。父母和姐姐总是尽力照顾我的情绪，总不让它有一点点儿的波动。我在家庭的庇护下度过了高中，一切闲杂事务，父母都替我分担去了，我只是读书，后来虽考上了顺心的大学，语言和处世却都还是初中水平。母亲也不要求我的处世能力，有时还对我说：“谁说舒涵呆了？我看一点也不呆，比别人还聪明一大截子呢！”
说这话时我就静静地搬一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旁，看着妈妈逐渐增多的白发，心里总觉得愧疚。直到今日我也没有让自己学成左右逢源，四面圆滑的处世方法，但我总觉得，第一，父母想让我学的也并不是那种滑头，以及油里油气；第二，至于我的聪明与呆的问题，我并不比一般人聪明，但绝不比他们笨，我只是一个正常的人，我只要有信心，我就能强过他们去。而现在，父母就是我惟一的信心来源。
我的故事之庞静
我从小就不会和女孩子说话，特别是她们笑的时候，我就会脸红紫得像一个茄子，而女孩子，又总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所以我很少和她们交往，一直如此。
后来高考落榜，我参加了补习班。在班里大家一起画画的时候，我正想退远几步看一下画面大效果。这时就听见一个女生说：“不要挡住我的视线。”
我慌得扭头向后看，后面一个女孩子正看着我，穿着流行的厚底靴，伸开两条腿叉在画板旁边，两手各拿一枝笔，好似判官一般。见我扭头，又说：“你挡住我的视线了。”
我们就认识了，但只是一般的朋友。我也只知道她叫庞静，骑一辆好看的新车和有一个在瑞士或瑞典的爸爸。成为好朋友是以后的事。那一次，老师正用手捏着我的画挑毛病，一边说一边问我明不明白。开始我说明白，后来我点头，再后来我就不说话了。这时，庞静就凑到了我们旁边，说：“别理他！”
等老师走了之后，又对我说：“他就那种德行！蹬鼻子上脸。”
我对她的印象开始好起来，成了好朋友。这时也知道了她家就在我家旁边，只远一点儿。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就送她回家，有时车子骑得飞快，反正天晚，路上没有人，但庞静就在后面喊起来：“慢点儿。”
我停下车子等她过来。她对我说：“舒涵，舒涵，我不考学了。”
我吃一惊，庞静也似乎满意这种效果，接着说：“我出国在瑞士读完大学，可以得到世界通用的学业证书，不比上长美强？那是只在中国行得通的毕业证。”
我哼了两声，问她：“你出去之后干什么？嫁人，太丑，恐怕不行。干专业，太差，没人要你的作品，还是不行。让你爸妈养着？没出息。”
庞静高兴地笑出声来：“你放心吧舒涵，到时候我开着车一定来邯郸看你，问同学：‘张舒涵在哪儿呀？’同学说：‘张舒涵——你是说洗盘子的那个小子呀？可能刚出去倒垃圾吧！那时我就在中国投资企业，让你张舒涵弄个经理的助理的秘书的清洁工当当。”
我这时就会正色对她说：“到家了，你下车吧！”
庞静就嘻嘻哈哈地进了院子，一边跑一边对我说：“不进来玩了吧？张舒涵！”
那时我们已经很熟了，可以称得上是朋友了。
但后来庞静没有去成瑞士，因为签证难办，但她在长美的专业课考试却得了第一。庞静看着我的七十二名的长艺专业通知说：“张舒涵，祝贺你！我们北京见。”
我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庞静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对我说：“先上两年长美吧！看签证什么时候发下来，能等到毕业最好，等不到毕业就不要学位了，不稀罕它！”
专业课考完后，还有一道文化课考试的关。这一关我通过了，庞静却未通过，她的文化课只够冀州师大的分数线。这时我见到了庞静，怕她生气，总不愿提那些问题。庞静却说：“人生漫漫路，好坏任它去。咱们不能在北京见就在石家庄见。”
我怕她生气的心放了下去，然后又说：“不是石家庄见，是国外见。”
她轻松地笑笑，说：“但愿如此。”
此后，我们就各自踏上了入学的路。
我的故事之幼年的记忆
对幼儿园的女孩子们已经留不下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似乎教室里面有一块跷跷板，我和一个女孩子各坐一边一上一下地悠着，每个人被压上去的时候，总要在空中象征性地摆摆腿，便觉得自己像一只鸟一样地在空中飞着，非常自由自在。把她压上去的时候，她还会用手指着我说：“我们管爸爸叫爹，你们管爸爸叫爸爸。”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我也在旁边笑。我们的笑声就在墙壁周围回荡。墙上有几个窗户，窗户外是一片漆黑的天空，黑压压的墨色向我们压下来。
这就是幼儿园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全部记忆了。有时想起来，觉得十分的美好，但有时也怀疑这件事是否是真的，因为那时我那么小，父母怎么会放心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可我的脑中却鲜活地存在着这样一幅画面，怎么也抹不掉。我希望这是真的，不然的话，幼儿园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后来，自然而然地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小学。小学第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就满腔悲愤地要求妈妈给我换掉幼儿园的花书包。当时死也不说原因，只说不愿意用姐姐剩下的东西，宁可不用书包也不再用这种书包了。其实就是因为老师排座位时看见了我在后面，便说：“那位同学，请你到前面来。”
老师手指正前方，班里六十多个小同学，老师也感到自己所指范围太宽，便补充说：“就是背花书包的那一个。”
班里的同学轰的一声扭过头来看我的花书包。我这时才注意到他们背的背包全部都是那种双肩的，而且十分漂亮，我的书包在里面衬得像一个鼓鼓囊囊的枕头。我一下子觉得面红耳赤，把书包挪到背后，而这时老师已经相当不耐烦了，拍了拍前面的一张桌子，叫我：“快过来！”
我把书包又放在面前，在老师面前我不敢显出委屈，而且这种委屈也无法申诉。我走到课桌前，一把就把花书包塞到抽屉中去，不露一点痕迹。这时，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小女孩，扭过头来对我说：“你背女孩子的花包包。”
然后，她冷着脸把头又扭回去了。
至今我都记得那时脸上的烧红。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强烈的自尊，我现在也想不清楚，只记得当时放学后，等同学们都走了之后，我抽出书包往外跑，心里只是想我再也不要这个书包了，我再也不要这个书包了。见了母亲，心中的委屈终于发作起来，逼着母亲把书包换掉了。看着买回的崭新的背包，心中的不快才逐渐消失。第二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又去上课，故意地走一走，让同学们看一看，小朋友们就不再说花书包的事了。下课之后，男女生分成两队，男孩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