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们的世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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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可是子弹给野生动物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第六章 非洲悖论（6）
于是，册佛再次变得空无一人。人类离开后，册佛又一次成为动物的栖息地。长满了黄色果实的砂纸树覆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成为狒狒家族的家园。1948年，女皇声明册佛对于人类已无利用价值，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忙的贸易线路于是被宣布为保护区。二十年之后，册佛地区的大象数量达到了45000头，成为非洲最大的大象保护区。不过，这不会长久的。
随着白色的飞机缓缓起飞，这个世界上最不协调的景观在机翼下呈现。下面辽阔的热带草原是奈洛比国家公园，大角斑羚、汤姆逊瞪羚、南非大水牛、狷羚、鸵鸟、白腹鸨、长颈鹿和狮子挤在一起生活，背后是高楼大厦的厚重墙体。这栋灰色的都市化大楼的身后是世界上最大、最穷的贫民窟。奈洛比的历史和这条铁路一样长，它最初是作为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补给站而建造起来的。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很可能将会是第一个消失的城市，因为在这里，即便是新的建筑也已迅速开裂。奈洛比国家公园在城市的另一端，没有围栏。飞机越过公园没有任何标记的界限，穿过点缀着牵牛花树的灰色平原。只要穿过这里，羚羊、斑马和犀牛便能沿着一条通道随雨水迁徙。近来，玉米地、花卉农场、桉树种植园和设有围栏、私人水井的高大住宅将这条通道越挤越窄。所有这一切或许会将肯尼亚最为古老的国家公园转变为一个野生生物的岛屿。这条通道未受保护；奈洛比国家公园外围的住宅变得炙手可热，在飞机驾驶员大卫·威斯腾看来，最英明的抉择是政府买单，使住宅居民同意让动物在他们的地盘上穿行。他也参与了协商工作，但却不抱希望。每个人都害怕大象会踩烂他们的花园，或者招来更糟糕的麻烦。
统计大象的数量是大卫·威斯腾今天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将近三十年。他在坦桑尼亚长大，是英国一个知名的狩猎者的儿子，孩提时代就经常跟随他携带枪支的父亲徒步行走好几天，却不见其他人的踪影。他这辈子就射杀了一只动物；奄奄一息的疣猪的眼神浇灭了他对狩猎的所有激情。他的父亲死于象牙之下，后来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大卫在大学学习动物学，随后回到了非洲。
朝奈洛比的东南方向飞行一小时，乞力马扎罗山便在眼前，它那不断融化的雪顶仿佛是烈日下滴落下来的奶油膏。山前，青翠的沼泽突然出现在一片碱性盆地中，火山的斜坡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注入到沼泽中。这里是安博塞利，非洲面积最小、物种最丰富的公园之一，对于那些想拍摄乞力马扎罗山前象群剪影的游客们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地点。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野生动物会在这个时节涌入安博塞利的沼泽绿洲，靠香蒲和莎草为生。可是现在，它们常年呆在这里了。“大象不应该是定居动物，”威斯腾路过几十头大象时这样喃喃地说。不远处是一池泥巴满身的河马。
从上往下俯瞰，环绕公园的平原看起来仿佛得了大孢子感染症。这其实是肯尼亚的民族文化村：这些泥巴和粪便堆积起来的环状小屋属于马阿塞的牧人，有些还在使用，有些已被废弃，重归泥土。每个院子中央草绿色的小块土地是游牧民族马阿塞人带着牲畜和家人迁往下一片牧场之前，夜间圈养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袭击。
随着马阿塞人的离开，象群来到这里。撒哈拉干旱后人类第一次把牲畜从北非高原上带下来，并发展出一种表现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热带草原之后，灌木丛林侵入到这里。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得十分高大了，成为大象的美食——它们用象牙扯下树皮吃，推倒树木以享用口感较嫩的树叶，把这夷为平地之后，新长出来的将是一片草地。
当时的大卫·威斯腾还是个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个山顶上，统计马阿塞牧人领来吃草的牛，此时象群正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另一个方向过来吃草。尽管他后来先后担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主任、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和非赢利性的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创始人，但是他为牛群、大象和人统计数量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融入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方式（而不是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环境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这些环境；我们人类曾经就是生活在这其中的。
第六章 非洲悖论（7）
飞机下降300英尺后，他开始做顺时针盘旋，以30度的斜角转弯。他记录下一圈粪便和灰泥砌成的小屋——每个妻子住一所小屋：有些富有的马阿塞人能娶上十个妻子。他计算出大致的居住人口，在他的植被地图上标出77头牛。从飞机上看，马阿塞牧人看起来好像是绿色平原上的一滴血液：他们个高、自然、皮肤黝黑，穿着传统的红格子花呢披肩——说到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苏格兰传教士在这里分发格子呢毛毯，马阿塞牧人发现这种材料非常暖和，而且在他们放牧的几周内，携带上路也十分轻薄。
“游牧民族，”威斯腾压过飞机引擎的声音说道：“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代名词。他们的行为习惯与羚羊十分相似。”和羚羊一样，马阿塞人在雨季把牛群带到短草草原上，雨季停止之后再把它们带回到水池边。一年之中，阿博塞利的马阿塞人平均要换8个住所。威斯腾深信，人类的这种行为在理论上有利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野生生物。
“他们放牧牛群，把林地留给象群。大象又及时地开辟出草地。你总能有草地、森林和灌木丛林的组合。这便是热带草原多样性的全部秘密所在。如果你只有森林或草地，或许就只能养活适合森林生活的物种或适合草地生活的生物。”
1999年，威斯腾驾车穿越南亚利桑那州，去考察克洛维斯人13000年前消灭当地猛犸的遗址。途中，他向古生态学家、更新世“射杀过度”理论的创始人保罗·马丁描述了这个现象。从那个年代开始，美国的西南部便不再有大型食草动物。人类总是焚烧牡豆灌木丛。马丁指着农场主租出的土地上长出的杂乱无章的牡豆问道：“你觉得象群可以在这里栖息吗？”
这时大卫·威斯腾笑了。但马丁又接着说下去：“非洲象该如何在这片沙漠中生存？它们能不能爬上崎岖的花岗岩山脉寻找水源呢？亚洲象的血缘与猛犸更为接近，它们会不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比起用推土机和除草剂来铲除牡豆灌木丛，现在的方法当然要好些，”威斯腾同意这个观点：“让象群来干这样的事情要便宜和简单得多了，它们的粪便还有利于草种的生长。”
“没错，”马丁说：“猛犸和乳齿象就是这么干的。”
“是啊，”威斯腾回答说：“如果原先的物种消失了，为什么不用后继的物种来取代呢？”从那时起，保罗·马丁就一直在劝说人们让象群回归北美洲。
然而与马阿塞人不同的是，美国的农场主并非游牧民族，它们不会定期腾出地方给象群栖息。不过马阿塞人和它们的牲畜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定居。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外围一圈圈过度放牧造成的贫瘠土地证实了这个结果。大卫·威斯腾浅色头发、皮肤白皙，当他用斯瓦希里语与七英尺高、皮肤黝黑的马阿塞人交谈的时候，人种间的差异在长期起来形成的互敬互重中消解。土地的划分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共同敌人。随着开发商和竞争关系的部落移民竖起围栏和标界的时候，马阿塞人没有任何选择了，他们只能寻找一块自己的地盘，定居下来。威斯腾说，人类消失之后，人类重塑非洲的格局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抹去。
“这是个极端化的情况。如果你把象群赶入公园内，你在园外放牧，那么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面，所有的树木都会消失，草地会长出来；外面呢，会变成浓密的灌木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象群学会了如何呆在安全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它们竟步入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碰撞中：一方是越发贫穷的非洲，肯尼亚的出生率达到全球第一；另一方是亚洲经济的腾飞，刺激了对远东奢侈品的无限渴求。这其中也包括象牙，人们对它的强烈贪欲甚至超过了几世纪以来对奴隶的渴求。
随着原先20美元/千克的价格增长了10倍，象牙偷猎者涌入册佛这样的地方，于是满山遍野都是拔走了象牙的大象尸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洲130万头大象已有超过半数死亡。肯尼亚境内现在还有19000头，它们栖息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等保护区内。国际象牙禁令和“格杀勿论”的命令让偷猎者有所收敛，但对动物的屠杀从未根除，尤其是保护区外借着保护庄稼和人的幌子残杀大象的行为。
第六章 非洲悖论（8）
如今，安博塞利沼泽地边上的金鸡纳刺槐消失不见了，河马和犀牛之类的厚皮动物把它们吞食一空。随着公园慢慢变成没有树木的平原，瞪羚和长角羚羊这样的沙漠生物取代了长颈鹿、捻角羚和薮羚等食草动物。这种极度的干旱是人类一手造成的，冰川时期的非洲也是这样——居住地缩小了，生物纷纷躲进绿洲中避难。非洲的大型动物逃过了那场劫难，但大卫·威斯腾害怕它们这次难逃一劫——它们被困在孤岛般的保护区中，在庞大的人类居住区、划成小块的土地、枯竭的草原、工厂和农场上艰难求生。几千年来，迁移的人们与它们如影随形：游牧民族和他们的牲畜取其所需，继续前行，新长出来的植物比从前更为茂盛。但是现在，人类的迁移要永远结束了。定居人轻轻跃过了这个环节。现在，食物自己朝人类跑来，与此相同的还有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奢侈品和其它消费品。
除了无人居住的南极洲，只有非洲未曾遭受大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但是不断发展的农业和人口数量，”威斯腾对此表示担忧，说道：“意味着我们或许将看到这种灭绝的场面。”在非洲，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形成的平衡已经遭到破坏，我们无法再进行控制：太多的人口，太多的牲畜，太多的大象被太多的偷猎者赶入到太狭小的空间中。大卫·威斯腾得知非洲还有一些地区仍保持着从前的模样，在人类统治它们之前，大象完全能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这是大卫唯一的精神安慰了。
他认为，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非洲这个最古老的人类发源地，也许将回归最纯洁的原始状态。因为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靠草为生，因此非洲是外来植物未能逃出远郊公园而在野外泛滥的唯一大陆。不过，没有了人类的非洲会经历一些重大的变化。
从前，北非的牛群是野生的。“但是和人类生活了几千年之后，”威斯腾说：“它们的胃进化得像个巨大的发酵池，白天要吃下不计其数的草料，因为它们没法在夜间进食。所以现在，它们并不敏捷。如果放任不管，它们便会遭到攻击，沦为上等的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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