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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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常称为天，它位于所有其他受祭诸神之上。它拣选君主以教化人民和教
导他们遵循正确的人的关系。统治者的特有权力因受命于天（天命）而得到
承认，他们凭借天命行使他们的权力，并保证神、祖宗和人各安其位而共存
的合乎礼仪的体系。
对集体和个人正当行为的许多准则来说，“礼”是关键的词，这些准则
是从孔子以前的时代传下来的，很可能大多数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但却产生
了大量关于规则的稿本，从宗教仪式到朝政生活所需要的世俗礼仪形式都包
括在内。《易经》最古老的部分也同样制定了占卜形式，保证在与操纵人类
命运的力量的交往中有章可循。
与孔子和他的学派关系更为密切的文献是一部从公元前 ７２２ 年至公元前
４８１ 年的鲁国编年史《春秋》。这是这个学派唯一的与古代周“王室”传统
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献；但是，它间接地和历史编纂学的传统相关联，而我们
从儒家对此书的利用中知道，指导他们评断历史的主导思想也是从表现于其
他孔子以前的资料的同一传统中派生出来的。①
① 《周礼》卷一，第 16 叶（毕瓯：《〈周礼〉译注》第 1 卷，第 33 页）。又见《周礼》卷四，第 8 叶（毕
瓯：《〈周礼〉译注》第 1 卷，第 297 页）。
① 关于《春秋》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理想的发展》，载比斯利
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 24—30 页。
儒家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反省了古代礼制和人——特别是受命有权的人—
—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孔子强调他称之为“君
子”（理想的上流人士）的特性。他称君子的主要品质为“仁”，从仁派生
出君子的所有其他品质。由于这一根本的品质，君子能够出于他自身内心的
信念而顺应一个强烈地礼节化了的社会。也由于这一根本的品质，他能够深
入阐释天的古代宗教性，因为他知道，在那里对他的一切言行将进行终极的
裁定。
理想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态度
儒家既然在发展，由于环绕它的思想在不断变化，它就不得不在君子哲
学上作出某些推论。这是这个学派最令人注目的方面，西方学者对此极为注
意。孟子（公元前 ４ 世纪）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一派和荀卿（公元前 ３ 世
纪）学派在其著作中所表明的“理性主义”一派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在
不同时期为它们所源出的初期学派的原有论点分别进行辩护。孟子强调人对
仁义理想所负的神圣义务这种自发的和先天的方面，因而激烈地驳斥他那个
时代提出的功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点。荀卿相信自然的礼仪体系，当他强
调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人对社会仪礼体系的义务时，他的观点已经是很功利
主义的了。两种倾向对中国思想和社会体制的发展都将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些并不是孔子最初创立这个学派的仅有的结果。韩非提到儒分
为八，①它们大多数都很关心把最终在孔子的准则中具体化了的经典学识流传
下去，也都很关心在错综复杂的礼节化了的社会中对身居高位的人的教育工
作。由于这些重要的作用，儒家这一类人，即传统的学者们，其人数可能远
比其他非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多。②
① 陈奇猷编：《韩非子集释》（北京，1958），第 1080 页；约翰？夏伊洛克：《儒家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纽约和伦敦，1932），第 13 页和注 3。
驺衍
此外，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到与儒家发展相关的另一个文化思潮。这个思
潮因其主要学者驺衍而知名。司马迁把这个学者的传记材料写入以孟子、荀
卿为标题的列传内。甚至更为奇怪的是，我们看到这位历史学家给予驺衍及
其学说的篇幅相对来说多于孟、荀两位学者。除了其他要点，驺衍还提出了
关于宇宙中“阴”“阳”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学说，据我们所知，驺
衍是以下这种观念的最早的杰出的倡导者：人类历史的推移是由所谓的五行
的按顺序的支配所决定的，五行即木、火、金、水、土，由阴和阳的内在活
力产生。尽管司马迁认为驺衍的学说是空想，他也说：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①
驺衍是被认为属于“方士”一类的人物。可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方士类别
和儒家类别之间的不同之点不总是能够很清楚地区分的。
① 《史记》卷七四，第 2344 页以后。又见吴文缀，《中国古代的占卜、巫术和政治》（巴黎，1976），第
14—15 页。
秦帝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随着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秦帝国的建立（公元前 ２２１ 年），儒家和其他
各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对秩序和稳定的构想主要受法家学说的启示的一
个集权主义的国家里，这是可以预料的。法家完全讲求治国之术的功效和专
制君主权力的增强，猛烈地抨击任何以其他权力来源为基础的政治学说。秦
政权通过贯彻臭名昭彰的公元前 ２１３ 年的焚书命令，图谋消灭古代传统的主
要资料。尽管这项措施的有害结果无疑被后世夸大了，它仍然是集权主义搞
思想控制的一个典型事例。①
焚书命令不是在全部范围内有效，从某些存留下来的典籍便可予以证
实。被禁的著作中如《诗经》、《书经》、“百家之语”及除秦国以外的各
国历史记载（很可能主要是《春秋》）的文本，不但在皇家档案中，而且在
属于皇帝侍从的 ７２ 个博士的藏书中仍然是未被触动的。
博士的名称和制度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 ５—前 ３ 世纪）即已存在，但
有关它们的详情一无所知。我们只能推测，它们是与上面提到的各种学术团
体一起出现的。据悉，秦代选拔博士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掌通古今”。②在秦
始皇治下，这些博士必须充当皇帝的博学多识的顾问，必须是延续以前时代
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他们可能包括大批方士。总之，我们知道，皇帝本人
既对其政策获得神的认可，又对他个人长寿的追求深感兴趣。卜筮和医药著
作不在臭名昭彰的焚书之内，许多方士在帝国朝廷中交上了好运。
针对对其统治进行批评的人，秦始皇的第二项臭名昭彰的措施是活埋儒
生，据《史记》，当朝中的一些方士散布对秦始皇日益专横的批评并逃走时，
他采取了这项措施。据记载，当局对在京城的学者进行了审查，皇帝本人从
中挑出大约 ４６０ 人，然后加以活埋。③《史记》原文中没有用“儒”这个词，
很可能所有各类专家和学者，包括方士在内，都在遇难者之列。可是后来对
秦始皇的责难使得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是，他的残暴行为是专门针对儒生的。
即使如此，引起坑埋学者的批评无疑包括这样的怨言：在这样一个皇帝
统治下，没有一个有学识有才能的学者能够安全地施展他的技艺或坦率地向
君主提出劝告。我们有理由设想，在秦始皇统治之下是容不得独立的见解的。
① 关于焚书事件和它的后果，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严重，见前第 1 章《焚书坑儒》。
② 《汉书》卷十九上，第 726 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1958），第 165 页以下。
③ 《史记》卷六，第 25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78—182 页）。关于对这项措施的效果
的评价，又见卜德：《中国第一个统治者：从李斯（公元前 280— 前 208 年）的一生研究秦朝》（莱顿，
1938；香港 1967 年再版），第 117 页；及前第 1 章《焚书坑儒》，和附录 1。
对儒家准则的注意
当第一个汉代皇帝巩固他新近赢得的政权时，他和他的朝廷对任何种类
的学问都没有多少兴趣。汉高帝（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在位）被描写成有
名的憎恶学者的人，他把他们简直看成迂腐的寄生者。可是令人吃惊的是，
公元前 ２００ 年，皇帝被叔孙通说服，要按照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方式制订秩序
井然的朝廷礼仪，这是儒家传统将要胜利的一个可靠的前兆。具有更实际意
义的是公元前 １９６ 年的诏令，诏令规定为政府的施政工作延用有才能的人。①
这个措施可能是受了另一个早期儒生陆贾的影响，他勇敢地回答傲慢的
皇帝说，在马背上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这一定给了皇帝极深的印
象。皇帝不希望恢复秦代严酷的法家体制，但是其他可供选择的传统封建管
理结构无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尽管皇帝从前的许多战友和伙伴最初已
受封采邑，但他无疑宁愿选择一个中央控制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他遭受了
他从前的一些战友和助手后来背叛了他的痛苦之后。公元前 １９６ 年的诏令因
而是有助于实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选任贤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走
向著名的科第制度的第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设想，残存的儒家传统在它被崇尚法家的秦代政权排除之后，
由于这项法令而得到了新的鼓舞。但是在汉武帝统治（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
以前，儒家传统并不占上风。在此之前，这个方面唯一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措
施是在惠帝统治下于公元前 １９１ 年采取的，它废除了秦代焚书的命令。有证
据表明，在他的继任者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在位）和景帝（公元前
１５７—前 １４１ 年在位）的统治下，朝廷的博士制度仍被保留，但这些博士不限
于儒家传统。事实上，朝廷看来赞成黄老道家学说，对于这一学说我们应当
理解为道家的各种哲学学说的大杂烩和各种想获致长寿的长生术的混合物。①
① 《汉书》卷一下，第 7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 1 卷，第 13O 页）；
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和莱比锡，1930—1952）第 1 卷，第 274 页以下。
① 见前第 12 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公元前 １４０ 年，年轻的武帝继承皇位。他最初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窦太后
的监护，因而不能立即实行他自己的政策。在公元前 １４０ 年至前 １２４ 年之间，
他几次召集他的官员，听取他们关于好人政府和消除国家弊端的意见。②１００
多名对策者提出了答案，但都不如董仲舒，他的答案对皇帝的政策将有深远
的影响。
董仲舒是博士，专治名为公羊高的《春秋》之学。董仲舒声称，他的学
说完全由他在这部经典中所发现的原理推导出来。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因袭传
统的：道之具是仁、义、礼和乐。古人靠礼和乐，靠教育达到持久的和平。
和孔子一样，董仲舒重教育更甚于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