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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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人世互相影响的事件和自然现象，它都要予以解释和分类。作为显著的
例子，这种学问保存在《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记载奇异朕兆的
名实相副的手册。③
谶纬之学
更为奇怪的是出现了通常以谶纬类别为名而为人所知的著作。④谶是神谕
和预言，纬指含有对经书加以秘教解释的著作。“经”的原意是织布机的经
纱，而“纬”意指它的纬线。在西方著作中，汉字“纬”通常是指真伪不明
的书籍，虽则这种类比多少有点牵强。⑤这些谶纬著作最初倒底出现于何时，
不能确知。顾颉刚以为各种经籍的纬书起始于王莽（公元 ９—２３ 年在位）统
治时期，因为它们不著录于《汉书》的艺文志。①可是其他的人认为，它们起
始于公元前 １ 世纪，甚至可能是公元前 ２ 世纪的西汉时期。总之，可以确信，
② 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 203 页。
③ 《汉书》卷三十，第 1723 页（张朝孙〔音〕：《白虎通》第 1 卷，第 143—144 页）；钱穆：《两汉经
学今古文平议》，第 206—207 页。
④ 关于这一引语，见阿瑟？韦利：《〈论语〉译注》（伦敦，1938），第 92 页。
① 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 1 页。
② 比较张朝孙（音）：《白虎通》第 1 卷，第 93 页。
③ 关于《五行志》，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书〉中中国人的宇宙观思辨》第 1 卷，《贝斯勒档
案》，16（1933），第 1—100 页；第 2 卷，《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柏林，1933），第 937—979 页。
④ 关于这个问题，见杰克逊？达尔：《汉代谶纬文书的历史性介绍》，华盛顿大学 1966 年学位论文。
⑤ 关于这类著作，特别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第 100 页以下。
①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 188 页。
这种信仰的要素能够追溯到甚至更早的时代。
谶纬著作只是在片断引文中保存了下来，因为原文在 ５ 世纪开始被禁，
而到 ７ 世纪初，在隋炀帝统治时实际上被毁了。可是，特别在东汉，它们非
常流行，并得到帝国朝廷的关心。它们的地位如何一度被抬高，这能从《隋
书》的一段话中看出，大意是，它们的文章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因为他担心
他的教导不能为后世所了解。②
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各个学派不得不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文本身的真伪，其时还没有“正
统”版本的议题。汉初，儒家学者还难以从秦始皇统治时期给予的打击中恢
复过来。秦博士伏生的经历对学者的困境来说可能是有代表性的：③
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
得二十九篇……
当汉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在位）寻求《诗经》和《尚书》的专
家时，他听说伏胜已年逾 ９０，就派高级官员晁错向他学习。④这个故事既谈
到口头传授，又谈到一种经书的失而复得。由于书写的经书那时必然很少，
口头传授在经文的留传中很可能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寻找已佚经书的兴趣必定在逐渐增加。班固记载了生活于武帝（公
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在位）时代的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安两人从民间收集古代经
书的情况。①其后有鲁共王的故事，他在武帝死后的某个时候，为扩大他的宫
室着手拆毁孔子住宅。当工匠们拆除住宅的一堵墙时，他们突然发现了显然
是藏匿在那里的大批古代经书；而当共王亲自去看时，他听到了鼓、琴瑟和
钟磬的声音。共王惊恐，下令停止拆毁。②
这类故事有些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因为对于自称其经文比那些汉初大师
传授的经文更可信的某些学者来说，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据称在孔子住
宅中发现“古文《尚书》”一事，在经书研究的历史中成了著名的公案。据
说孔子后裔《尚书》博士孔安国（公元前约 １５６—前约 ７４ 年）与其他古代经
书一起得到了这部经书。③据他所说，古本包括另外 １６ 篇。他把《尚书》的
古文本献给皇帝，但是由于政治情况，它没有被认可立学官。
前汉王朝快结束时，刘歆（死于公元 ２３ 年）再次提请朝廷注意这种文本，
他和其父刘向（公元前 ７９—公元 ８ 年）一起负责为秘府编制藏书目录。可是，
早在 １２ 世纪中国学者就已指出，这种据称由孔安国拿出的文本不可能源出于
他，而是在公元 ３ 或 ４ 世纪伪造的。
② 《隋书》卷三二，第 941 页。
③ 《汉书》卷八八，第 3603 页。
④ 《汉书》卷三○，第 1706 页；卷四九，第 2277 页；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 92 页。此时晁错任
太常掌故之职。
① 《汉书》卷五三，第 2410 页。
② 《汉页》卷三○，第 1706 页；卷五三，第 2414 页。
③ 《汉书》卷八八，第 3607 页。
不过，有关发现古代经书的记载还必须在围绕太学和十分令人羡慕的博
士职务进行的“学官之争”的背景中来考查。在平帝（公元前 １ 年—公元 ６
年在位）统治下，《尚书》的古文经被定为官方课程，但在光武帝（２５—５７
年在位）统治下，又作为针对王莽统治的反措施而被取消。我们在此没有必
要注意经文的变动，它的最后形态可能的确包括始于更晚时代（３ 世纪）的
伪造部分，这里只要说明再度爆发于 １８ 世纪而于 １９ 世纪末达到高潮的有关
它的真伪的争论，①也就够了。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刘歆宣扬这部和其他古文经书的活
动这一事件是经学研究各学派间的论战，即名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之间的论战
的开端。《尚书》的古文经不是唯一的非一争高低不可的争论点，刘歆特别
插手的经书是《左传》（《春秋》编年史的左氏传注）。
这部著名的编年史是他在皇家档案馆中发现的，他“引传文以解经，转
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②换句话说，刘歆似乎是把他发现的这部经书
整理成他陈述的形式，它已不是原来的古文经，而成了一部神圣经书的一种
注释。为了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可能夹入他自己杜撰的东西。即
使是这样，刘歆在提请把他的古文经列入学官时仍陷入了困境，这一次，他
的怒气冲冲的奏疏对思想极为保守的学者充满了讥刺；这些人宁可依从并不
完善的口头传授，也不信奉有根据的古文经。③
王莽和刘歆
当王莽掌权（作为新朝的皇帝，９—２３ 年在位）时，刘歆的地位发生了
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两人曾一起在宫廷供职，所以在公元前 ７ 年和公元 ９ 年
之间，刘歆在王莽的提议下被提拔到高级品位并担任高级官职。④刘歆这时看
到了他的时机，就在太学教授的课程中设立古文经。⑤王莽如此沉溺于经典学
识，以致采取每一措施时，他都要促成这种或那种神圣的经书得到认可。同
时，他对经书的利用表明，他和所有其他官方认可的经典学者一样是神秘朕
兆的信徒。在后世他历来被诋毁为篡位者，直到现代他才得到比较同情的对
待。①
据历史记载，王莽本人也发现了一部已遗佚的经书。这就是《周礼》，
也叫《周官》。后来也成为神圣经典的这部经书，是一个精心设想的乌托邦，
它记述了一种很可能从未以这种形式存在过的行政制度。它可能是汉代以前
的作品，②但它无疑完全适合王莽的总目标，即重建理想化了的古代制度。
① 伯希和：《〈古文书经〉和〈尚书释文〉》，载《亚洲东方论文集》第 2 卷（巴黎，1916），第 123—
177 页。
② 《汉书》卷三六，第 1967 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 1968 页以下。张朝孙（音）的《白虎通》第 1 卷第 144—145 页有部分英译文。
④ 《汉书》卷九九中，第 10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263 页）。又见顾颉刚：《汉代
学术史略》，第 152 页；钱穆：《两汉经学平议》，第 55 页以下。
⑤ 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 73 页。
① 关于本卷所举的传统看法和评价，见前面第 3 章的开头部分和《王莽的统治时期》。
② 关于《周礼》和《左传》的可靠性的证明，见高本汉：《〈周礼〉和〈左传〉文本的早期历史》，载《远
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931），第 1—59 页。
后汉时期的官学
随着王莽倒台，被抑制的反对他的力量率先废除他当权时期所承认的所
有古文经。但这并不是今文经拥护者和古文经拥护者之间的争论的终结。这
也不是竞争建立学官的终结。新开国的光武帝（２５—５７ 年在位）本人极其相
信朕兆及与之有关的谶语文籍。这意味着秘教式的注释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
势力。对这种倾向提出异议的学者陷入了更大的危险，如在桓谭事件中，他
上书反对谶纬的神秘主义，当激怒的皇帝驳斥时，不得不公开认错。③
有人指出，桓谭和其他人物的这种怀疑态度，是遵循古文经学者的特色，
而传播今文经的那些人则完全迷恋于对经书的谶纬学解释。这个论点站不住
脚，因为古文经的提倡者刘歆和王莽本人都是秘教式注释的信奉者。我们倒
不如考虑这些学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有些学者常常在追求比较低下的目
的中，以没完没了的注释使这种秘教式的伪科学言过其实；有些学者反对这
类过分的做法，认为这在经学研究中是一种有害的倾向。①他们无疑全都遵循
风靡一时的关于人和万物的整体论观念，即使就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如扬雄
（公元前 ５３ 年—公元 １８ 年）和王充（２７—约 １００ 年）来说，也是如此。虽
然他们两人对他们时代的官学都持极端批判的态度。
后汉时期经学研究的情况似乎表明，今文经的拥护者胜过了古文经的拥
护者。大学讲席为今文经学者占有，而古文经的拥护者却不能使他们的学派
得到国家承认。可是，透过外表情况来看，必定造成了不少紧张情况，对官
学过于得势提出的异议增多了，这可能是讨论经书真正意义的第二次会议的
根本原因；这次会议于公元 ７９ 年举行。
这次会议叫白虎义奏，亦即白虎观中的评议。据称把这些讨论内容汇编
成文的《白虎通》实际上可能是晚些时候写成的摘要。②这部书的内容是说明
当时流行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其特征是相信宇宙大量与人的行为和事件相互
影响。这部书大量引用了从经书——今文经和古文经——以至谶纬著作的资
料。因此，《白虎通》可以被看作汉代“神学”在其开始衰微时期的一个顶
峰。它是与帝国的神秘性密切相联系的一种官方学问的最后的伟大里程碑，
它在汉代的大部分时期里曾经是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特有的连结纽带。
汉代政府最后一次有关经书的官方举动可能是 １７５ 年下令将今文经本刻
石。这一工作交由蔡邕进行，那时刻好的石碑有些至今完好无损。这个举动
不仅有其内在的价值，它还树立了在整个�
